读史有学问-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屎筇苏饣埃厝セ簧弦簧沓ЧЬ淳吹卣驹谕ピ豪铩Ｌ诩耍志龋仕馐窃诟墒裁矗屎笏担骸拔姨抵挥惺ッ鞯木鞑拍苡姓钡某枷拢幌衷谖赫髡备已裕怯杀菹碌挠⒚魉卵剑以醺也槐硎疚业淖：啬兀俊碧谔耍醯煤芨咝恕�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说他巧忠，是因为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投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纳或是机会不好时，只能说明他所遇非人，应当别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来概括他的前朝经历，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这一点，在他对待其旧主人的态度上也极其明确地表现出来，他在为李密写的墓志铭中，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决不抱怨李密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对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
说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了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覆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三苏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世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到了这帮小人的谄害。王安石像
王安石是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后世对其争议极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篇，专门诋毁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还是后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好，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您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殃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司马光像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不朽。”这“三不朽”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从司马光一生来看，虽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还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除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但为了当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去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以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苏轼墨竹画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了，立即串通舒亶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