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威龙中华-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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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是玛丽安妮，她这样向薛福成介绍拉萨尔：“……作为一个大画家，他所有的激情都消耗到他那奇异的画笔之下，他是一个有想象力且富于思考的人。拉萨尔是一个犹太人，是个无国籍的人，他的少年时代极为艰辛困苦，而他正是从这种逆境中满满的爬上来。他与他自己的阶级作战，同他的继承者们发生冲突。他从一个理想的梦幻世界逃入到这个现实而功利的世界里，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他还是运用那些善于辞令的语句与别人打交道，而并非是拳头。他的两眼永远盯着未来。——这就是拉萨尔。”　
还有一个人对拉萨尔的评价颇让薛福成感到意外，他就是俾斯麦。在薛福成看来这两个人完全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他们的外表有巨大的反差；生活方式完全相反；维护的理念相互对立；各自的价值背道而驰。在波兹坦俾斯麦这样对薛福成说：“他没有很大的党派作后盾，而且是个革命派，也没有一些吸引他的大对头注意的观念和势力，但是我欣赏他。”他有一次在议会中也这样说：“拉萨尔的个人魅力在许多地方深深地吸引着我。所有与我交往的人中，我认为他可以称的上是本领最强、为人最和气地，他胸怀大志。每一次和他交谈我都极为痛恨谈话的告终。”薛福成当时想，俾斯麦之所以将他们两个拉在一起，不是别的，而是同为天才的巨大的磁性吸引力。　
三个人一起走进书房，欧文小心的走在马克思身后，他甚至小心的若有若无的轻轻扶着马克思的臂膀。薛福成也客气的招呼三位客人。　
马克思把拉萨尔郑重的介绍给薛福成，薛福成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仔细观详拉萨尔，他略带遗憾的说：“在波兹坦就想去拜见您，可惜您那时在西里西亚。”拉萨尔恭维的说：“我也很遗憾，所以特地来伦敦和您会面，没有想到您比我想象中更年轻。”　
薛福成又问：“说说您在西里西亚的事情吧，我很想知道。”“哦，我在西里西亚没做什么，那儿的纺织工人准备组织代表团和君主会面。”很显然他不愿意说这些事情。薛福成却很关心：“我们一直关注欧洲的革命，并且不谢余力的帮助工人运动。”“坦率的说，现在的欧洲是1848年以来最富有活力的，可是你们只是利用这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出卖了波兰人民。正义的波兰人现在正在被俄国人屠杀。”拉萨尔的话让马克思和欧文都大感吃惊，因为一直以来李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马克思领导的共产国际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共产国际能这么快成立，中华革命党给了巨大的帮助。薛福成针锋相对：“我并不这么认为，无论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斗争；还是汉堡工人运动；巴黎市民的请愿游行；伦敦铁路工人的罢工；包括波兰的独立运动我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您这样说未免太草率了。”拉萨尔带着嘲讽说：“你们在波兹坦干了什么我大致能了解，俾斯麦去了俄国以后，中国的势力就从波兰消失了。”薛福成把身体向后仰舒服的靠在椅背上，他对欧文说：“欧文你说吧，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们已经向共产国际解释过很多次，我不想再重复。”欧文很为难，他有些生硬的解释，更像小学生在背诵课文，“波兰的那些革命者在波兰之所以得手是因为戈尔查科夫在俄国网络了一批亲波兰派，同时也是由于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们，能够在民族自由的口号下，掩盖着他们反对俄罗斯的真实意图。被出卖的是我们。看看都是些什么人插手波兰的事情，拿破仑三世突然对自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法兰西妇女们都喜欢肖邦那激动人心的令人痴迷的爱情音乐。还有英国人维多利亚和她的阁臣们，在世界各地建立独裁的殖民地，却也厚颜无耻的说什么民族自由。波兰即使成功的独立了也不会像共产党人想象的那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只是想利用波兰来打击俄罗斯。我们只是在各种势力交错下被人利用了而已。对此由于彼此观念的不同，很遗憾我们决定退出。要帮助谁是我们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在来这里之前拉萨尔明显低估了薛福成的能力。他看了看马克思想继续争论。薛福成及时制止了他：“我们不要在这里空洞的争论一些毫无疑义的问题，让我们都抛弃虚伪，看到事情的实质吧。”　
薛福成表现的很诚挚，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伪装。“不妨告诉您还有马克思先生。李健在我来欧洲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波兰即将爆发革命，他同情和支持共产主义，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形势的发展。”拉萨尔很吃惊，他很怀疑的看着薛福成。马克思说：“我相信，李健是我见过的最有远见和最有判断力的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是一个预言家。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薛福成感激地朝马克思点点头，继续说：“可惜历史不会因为我们微薄的力量改变什么。波兰起义注定了失败，在这个机会上所有的人都在角逐为自己谋取利益。我听说当时英国大使曾对俾斯麦说：‘欧洲决不会让普鲁士帮助俄国。’俾斯麦很平静的问：‘谁是欧洲？’大使回答：‘诸大邦们。’”薛福成停下来安详的看着三个人。众人完全可以猜测到俾斯麦的回答。　
是的，俾斯麦当时接着问：“欧洲诸大邦会联合起来吗？”英国大使不再说话。　
薛福成意味深长的看着马克思，马克思完全明白它的含义。就在几天前薛福成代表中国中华革命党和共产国际代表马克思商谈革命党和共产党合作计划。薛福成一针见血的指出共产国际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左派、右派、还有自由派的内讧极大的消耗了共产国际的战斗力。薛福成希望马克思痛下决心，大刀阔斧的改革共产国际。　
拉萨尔并不了解内情，不解的问：“您想说什么？”　
薛福成说：“让我们各为其主吧！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并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应该以此为荣。”　　　
　　　　第五章　分庭抗礼　第十九节　共产主义　
　　　　　　　
俾斯麦花了20多年的功夫才想出目前这种局势，这个局势在欧洲历次重大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者相似的联合。他现在看到离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和中国人的看法一样，他也认为波兰的事情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但是困难依然重重。　
自由党人在议会中大叫道：“俄国人宣战，我国的政府却不顾四五千万英里的面积会遭受战事摧残……，我们被卷入以人为猎的惨事中，这种牵连是何其的无谓，这会令全欧洲所厌憎！”　
俾斯麦还从华沙接到一封宣布他死刑的信，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用黑白带子捆的，另一封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上面这样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传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决定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然而俾斯麦面对诸多障碍置之不理，他所要做的事，反对波兰是次要的，主要是与俄罗斯亲近。他在议会中很客气的反驳反对他的议员们，他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不肯让他的邻国普鲁士得了但泽与杜伦？不惜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是德意志所独有的。”　
郭嵩焘在随薛福成周游了欧洲列国后，曾经感慨地对薛福成说：“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很渺小。”薛福成何尝不这么认为呢？他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们一起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角逐，每个人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智慧，胆量和理想之光，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常常觉得自己的鄙陋，狭小和没有远见。　
就拿俾斯麦来说，他一生不知畏惧为何物，这是他武士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的向着目的地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法将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对他的反对、诸朝廷的恶意攻击、许多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刑，这些诸多障碍置之不理。假若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假如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他的胆识过人仍然是德意志人文官的榜样，也是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模范。　
然而即使和他做比较，薛福成现在也坚定的认为李健，他的领导人，是这些群星中最闪亮的。李健除了有俾斯麦的胆量，更有超过常人的智慧和远见。正是由于有了李健的指引，薛福成能够很清晰地看清楚欧洲乃至世界的格局，能够正确的把握时代前进步伐的脉搏。至少他能够一眼看穿俾斯麦行动的真正意图，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下一次行动的方向。李健曾经告诉他外交的秘诀：“我知道你的阅历和经验都不足以和那些人交手，但是你可以跟着一个巨人的步伐和他一起前进，那样你会所向披靡，战而不败。”李健所指的巨人就是俾斯麦。　
薛福成有幸见证李健跟随加福尔、加利波第的步伐成就意大利的统一，同时成就中国的崛起和在欧洲巨大的声望。现在李健让薛福成跟随俾斯麦的步伐成就德意志的统一，同时成就中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　
就外交而言，薛福成认为俾斯麦现在所做的是正确的。一个中兴的波兰很可能与俄罗斯及法国联盟以危及普鲁士。但是如果普鲁士不让俄罗斯对波兰担忧，并给以一定的帮助，亚历山大就会难以在当普鲁士为了统一与奥地利作战的时候帮助奥地利。俾斯麦很便宜的就会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的办法并非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或者任何流血，不过是签一个字，被波兰商人仇恨罢了。薛福成对此驾轻就熟，中兴的波兰和中国毫无关系，但是如果他在俾斯麦和亚历山大制定好的协议上签字，当中国为了统一在国内进行战争的时候，俄国不会为难中国。薛福成也可以很便宜的买到俄罗斯的友谊，另外加上普鲁士的友谊。他的办法同样也是简单的签一个字，没有任何的付出。只是撤出本不属于波兰的中国红军，以及被共产国际唾骂。　
马克思见拉萨尔和薛福成剑拔弩张，他适时地岔开话题：“我和李健有过很深的交往和了解。你们看，他曾经把三个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我来教导。我知道他了解我们的事业并且一直支持我们。他一直试图帮助我们在欧洲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希望这次波兰的事情不要妨碍我们一直以来的良好合作。”　
欧文兴奋的回应：“是的，大哥很了解共产主义，马克思先生的《资本论》正是他出资出版的。他还出钱刊印了无数的《共产党宣言》在欧洲各地散发。我希望大哥能够在中国首先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他就能够更有力的支持我们，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拉萨尔冷静地说：“我看未必，我看到的只有即将到来的战争，为了无止境的扩张而进行的战争。俾斯麦已经对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感兴趣了，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拉萨尔显得很沮丧。　
薛福成明白拉萨尔的心情。拉萨尔和俾斯麦都在实行着各自的理想，虽然它们完全不同。拉萨尔依然希望俾斯麦能跟着自己的步伐前进，他这样做了，并且做的很好。在俾斯麦的支持下，他在普鲁士成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为工人制定有关薪水的标准，公断工人间的纠纷，计划制定医疗保障制度。在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社会计划。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心，而是出自于对中产阶级的痛恨，因为他们反对并阻碍他的政策。而拉萨尔在他的演讲中极力的反对这帮人，怒斥他们的双重的道德标准。反对党领袖布赫尔曾经关照拉萨尔：“你要小心！就事实而论，你这样做是在帮政府说话。你现在出头讲这些话，然而不久他们就会收拾你。”然而拉萨尔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有驾驭的能力，俾斯麦需要凭借势力来反对宪法，实行改革；拉萨尔却是靠发动民众。俾斯麦手中有权势这把利器，他想把这把利器强加给民众来打击他的对手；而拉萨尔却是有民众听他指挥，民众在那儿大吵着要这种利器，拉萨尔却无从给与他们。在这里拉萨尔巧妙的找到了天平的支点，他和俾斯麦用相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目的。他引导着反动派的宰相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让俾斯麦扶助生产合作社，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辅助款，并且大规模的创办国有事业。俾斯麦甚至让君主自解私囊，拿出七千元钱，按照拉萨尔的计划，试着发起一个生产合作社作为试点。以便将来广泛推广这种做法。合作社需要注册，并且享受行动自由，这一点是促发工人积极性所必需的，享有了这种权利，工人即可拿到工资，又可以得到卖出货物的余利。其实这正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探索出的解决办法。拉萨尔的意图就是按照马克思学说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萨尔和俾斯麦甚至考虑劳工党与保守党的联盟可能性。　
然而中国人突然出现，俾斯麦有了新的能依仗的势力，他渐渐脱离拉萨尔所期待的轨道，向着另一条道路飞驰而去。　
“我能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您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最终能决定的是……”薛福成举起了右手有力的握成一个拳头，“我想马克思先生也能同意我的看法。”　
马克思马上说：“我也渐渐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正像李健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拉萨尔是我见到的人中最有本领的一个，他所成就的远比许多人强。他所走的路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我也同意您的看法马克思先生。我在巴黎见过瓦尔兰、别尔热尔、阿尔诺德他们，也和他们谈过。他们所做的远没有拉萨尔先生出色。”薛福成抛开了拉萨尔继续说：“什么是共产主义？正向您所说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是我认为现在墓穴挖的还不够深。或者说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一旦他们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一切成见和分歧，联合起来扼杀革命。就像当年对付拿破仑一样。”　
“那么您是怎么认为的呢？”马克思追问。　
“其实我并没有能力看得那么远，但是我相信李健可以。他觉得也许是法国，也许是俄国更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拉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