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帝王刘义隆-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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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遇大赦免罪。元嘉十六年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负责撰写国史。此时何承天年已古稀，而其他佐郎皆名家年少，颍川人荀伯子就调侃他，称他为“奶妈”。他就回道：“什么话！卿当说这是‘凤凰将九子’。”不久，他升任为太子率更令，兼任原职。十九年，立国子学，他又兼任国子博士。
何承天博学古今。张永负责修建玄武湖时在湖边挖掘一古墓，从墓上得一铜斗，斗有手柄。因为皇上喜爱这些出土的古物，张永就把它送入宫中。刘义隆看了也不知这铜斗是何物，身边的侍臣也都面面相觑，于是就求教何承天。何承天一见就说是四百年前王莽政权“新”时的威斗。王莽“新”时的三公薨，就以此相赠，铜斗共有两个，一个在墓外，一个在墓内。“新”时家在江左的三公，只有甄邯曾经担任过“新”政权的大司徒，此墓应是甄邯墓。何承天说的如此肯定，包括刘义隆在内的所有人都将信将疑。不久，张永打开了墓门，在墓内果然又得一铜斗，同时挖出一块石铭，上书：大司徒甄邯之墓。刘义隆对他的博学叹服不已。
他博学又有见识，刘义隆每有疑义就一定先去咨访他，有时在通往他家的道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因他性情急躁，他曾引用孔子的话对主事者厉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刘义隆知道后常常预先告诫使者：“见了何，看他的脸色；若何不悦，无须多言。”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刘义隆仍很赏识他，对他有所偏爱：他好下围棋，刘义隆就赐予棋具；他好弹筝，刘义隆又赐予他一面银饰筝。
第一一二章 何承天的安边策
何承天受诏入宫，坐定之后，很快就在刘义隆面前把自己对安边的看法和盘托出：
“汉代对匈奴的办法，不过两条路：武将坚持征伐，儒生力主和亲。。细析所言，各有所长。今日如果沿袭儒生的观点答应魏人的求亲，这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也足以安定北境。当然和亲事重，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这可不是愚臣所能说的。如果不行此路，而追踪卫青、霍去病瀚海之志，那么时移事异，功效不同。魏人习战日久，又占据燕、赵、秦、魏之地，山河险固，自古如一。对此局面，我大宋只有自淮水直到泗水一带严阵以待，青州、徐州人口充足，再使民有余粮，野有积谷，然后再分命各州郡，总统军旅，精兵十万，使一举震荡，才可成就功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今日北方遗民只在偷安，并不远慕汉人诗书冠冕之族，以沦陷异族为耻，他们只以免于魏人残害剥夺为幸。今日若想抚其归顺，伐罪吊民，那么只能使他们策马奔走；如此，大宋空耗巨费，劳而无功，而魏人却并无大损，因为魏人习性是以肉为食以皮为衣，驰骋是其仪容，游猎是其田亩。他们没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终日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长年露宿草寝属其本性，获胜则争利，败亡也不以为耻。若想派大军征讨横扫北方，那么困兽犹斗，报复之役就将再无休止。这也是秦汉之下策。”
“以卿之见，何为上策？”刘义隆问。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
“安边固守？”
“是的，陛下！安边之计备载史册，此皆陛下所熟知。到了三国时，曹魏与孙吴相斗争霸，双方势均力敌，江淮之间各有数百里地无人居住：魏弃合肥，退保新城；吴守江陵，移民南涘。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司马懿以为应迁居沔南以充实水北，曹爽不听，结果丢失柤中，这都是前车之辙。原因何在？兵马相争之地，一向难以畜牧蚕耕。因此，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整甲繕兵，以乘其弊，是可行之计。虽说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但守卫边境不出此途。概括起来，共有四点。”
“卿详言之。”
“一是移远就近，以实内地。如今青、兖二州以及冀州新近归附的百姓，居住在边界上的有两万家，这都是魏人南侵掳掠的目标。现在可把他们迁往内地：青州民移往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民移往泰山以南，南至下邳－－这一带左有沭水右有沂水，田良野沃，并且南有兰陵北有大岘，位于四塞之内，历来号称险固。民性重迁，心无远虑，无寇之时易于怨怒；如今新遭抄掠，余悸尚存。此时若晓之以利害，居之以乐土，他们必将欢歌上路，视迁如归。
“二是修复城池，以增防备。旧时秋冬之季，人民入保，为了警备盗贼，使人民防卫有素。古之城池，如今处处都有，虽遭毁坏，仍可修治。临界郡县统计人口，然后入住城内，编成闾伍，耕种收割之际还在一处。若逢寇至，一城千家，能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弱者仍可登上高处呐喊助威。‘十则围之’，是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够抗击敌人三万。
“三是集合车牛，以饰戎械。城中若有千户，他们的资财应有千头牛、五百辆车。把车、牛参合钩连起来，可以护卫百姓；假使城池不守，出逃外地，可以依靠它护卫前进，敌人也不能接近。平时稍加训练，遇到急难，一夜就可聚合。
“四是计丁课仗，勿使有缺。千家之城，战士二千，应各有兵器。兵器上镌刻着自家姓名，闲时存放兵库，战时自取自用。若戈矛利铁百姓无力备办，官府应免费提供。如此，数年之内就会军备充足。”
说完这四条安边固守的御敌之策，何承天略停，刘义隆就插话说：
“卿所言‘移远就近’‘修复城池’二条，正合我意。接着说吧。”
“臣以为安边固守在于兵、农并修。自古以来，攻守之变在于凭借自身状况：山陵川6之势，寒暑温凉之气，各有本性，人也如此。如今若从荆州、三吴征募士兵远戍北方，那么耗费既大，百姓抱怨也多。以臣愚见，不如就近用人。管仲相齐、商鞅治秦，都是耕战并重，最终成就霸业。但自汉魏以来，国家每有急难，而百姓往往不知战阵，于是只得悬赏招募。这样所费既多，天下也为之骚动；各州郡长官往往拱手坐听，自无良策，只望朝廷出兵。这都是忘战之害、不教之失。
“现在若用臣安边之策，那么，屯戍之处有常，百姓不改其业，内护老弱，外通仕途，相邻而居，同忧同乐。白日作战，见外貌就足以相识；夜间作战，听声音就足以相救。这都是教战的功效。也许有人会以为城池荒废难以修复，臣以为修复城池并非修旧如新，只须先定民居，教民聚居之术。过于荒败之处，可暂且栅断，这也可以抵御轻兵，防备游骑。至于集偶车牛、计丁课仗，这都是攻守凭借，军国要务。现在因民所利，加以引导，数年之后就可以使兵强而敌不备，国富而民不疲。这和招募士兵坐吃皇粮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钜野（在今山东巨野北）一带湖泽广大，南通洙水、泗水，北连青州、齐地，有旧县城正处在湖泽之中，也可利用其地理优势，国家为其装备百艘船舰，一旦魏人入侵，就可引舰出战；左右随之应接，占领要津，毁敌漕运，正可用我所长，致敌于死地。”
在与群臣或面谈，或阅读他们的书面陈奏安边策的过程中，何承天的四点建议最受刘义隆的赏识。因此，在随后的数日内，刘义隆就安排相关大臣开始实施何的有关建议。也因为对他的赏识，刘义隆有意让他担任大尚书－－吏部尚书。
由于何承天一直与尚书左丞谢元互不友善，因此二人每每窥伺对方过失以相检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向奢侈，皇上也一直袒护他。朝廷每年给他的费用高达三千万钱，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但他仍不够用。元嘉二十四年冬天，义恭到尚书省提前支取下一年的财物，但尚书省有规定：支取钱二十万，布五百匹，就要向皇上禀告。谢元这时已经被任命为义恭的太尉府咨议参军，只是还没有举行拜官仪式，于是谢元就自作主张为义恭支取钱二百万。这事不久外泄，谢元忙来补救：他让令史去尚书仆射孟顗处讨要批复的指令，以图推卸责任蒙混过关。何承天立即上奏，弹劾他。
皇上得到奏章后大怒，驱逐谢元长归故里，禁锢终身。
谢元心有不甘，也检举何承天私卖茭白给官府，索要高价；何承天也因此白衣领职，朝廷拟任他为吏部尚书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一一三章 何尚之弹劾要臣庾炳之
何承天既然不能担任吏部尚书，而此职位空缺着，加之范晔之后，刘义隆身边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参与机密的人——这人倒不一定要像范晔那样担任太子詹事兼左卫将军，于是一连几天，刘义隆就在斟酌着，踌躇着。最终，他把目光停留在自己身边的侍中兼尚书吏部郎庾炳之的身上。当年刘湛协附司徒义康而与殷景仁交恶，凡是朝廷文武官员去殷府的，就不得再去刘府，只有庾炳之来往于二府之间，暗里却尽忠于朝廷；殷景仁称病不朝见数年，皇上总是让庾炳之奉使命来往传达心意，刘湛也从不生疑。刘湛被诛以后，庾炳之担任吏部郎，渐渐参与机密，不久升任侍中。
庾炳之在升任为吏部尚书之后，又兼任义阳王师（义阳王刘昶，皇九子），于是势倾朝野，内外归附。但庾炳之为人性情急躁，待人接物往往很不耐烦。宾客申说辩理稍不合意，他就怒形于色，甚至破口大骂。他一向又无学问，在那个讲究学问的时代里就不为群臣推崇。他又有洁癖，士大夫造访他还没有离开他的家门，他就令下人擦拭席子和坐榻，世人每每讥刺他。担任掌管官员任免要职的吏部尚书后，他既不采纳众议，又好受贿赂。他任用少府卿刘道锡为广州刺史，刘道锡到广州后送给他一驾白檀木制作的牵车，他就常常坐着它出入府内外，沾沾自喜。有人禀告皇上，皇上闲时就委婉地问他：“道锡赠卿小车，装饰华丽，坐上它感觉如何？”庾炳之一惊，赶忙起身道歉。
尽管如此，庾炳之却并没有对自己所行不法之事做一些收敛。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庾炳之请假回家，他的属官吏部令史钱泰和主客令周伯齐到他的家中咨询事务。因钱泰长于弹奏琵琶，周伯齐又有一副出众的歌喉，庾炳之就让他们留宿在自己家中，和歌伎们在一起尽享歌舞丝竹之乐。尚书省有严格的规定：令史咨询事务，不得停宿在外，即使有八座（指尚书省的八位高级官员五曹尚书、二仆射和一令）命，也不可。因此，庾炳之此举立即遭到御史中丞的弹劾。
刘义隆一直赏识庾炳之，更何况现在正在重用他。因此，接了弹劾他的奏章，刘义隆就拖延着，想宽恕他。御史中丞见没有动静，就又上一奏章；刘义隆见捱不过，就召问尚书仆射何尚之。何尚之原本就对不学无术的庾炳之的为人非常厌恶，于是就借此机会详尽陈述他的过失，随后又密奏道：
“治国治家，何尝不慎用前典。今若为一人乱法，恐非贤君治世之长术。炳之所作所为，并非偶然，臣所闻非一，又往往亲见，事如丘山，朝野共见。若放纵不纠，不知将何以为治。晋武帝不算明主，而断鬲县令袁毅贪贿一事就不因人枉法。袁毅贪贿牵连南中郎将华廙，而晋武虽待华廙甚厚，但华廙仍遭禁锢十年。华廙在家教诲子孙讲读经书，又建猪圈于宅旁、种植苜蓿满园，晋武虽怜悯他，但直到太康初大赦，他才得以袭父爵位，又过了数年晋武才起用他为城门校尉。若言炳之有功于国，未知所指何事。纵有微功，又何足以掩其大恶！又，贾充虽是晋之重臣，一旦处事有失，不闻有大罪，但诸臣进说，晋武则出其外任。而今陛下圣哲，反因炳之迟迟不决。炳之交结朋党，构扇是非，实足伤风乱俗，诸恶纷纷过于范晔，所少只有作乱一事。伏愿陛下深加三思，普访群臣。群臣见陛下待炳之厚重，恐不敢严词相犯。臣愚，既有所启，欲尽臣心，若无可纳，伏愿陛下宥臣触逆之罪。”
刘义隆为难了。这时庾炳之到太极殿向皇上申辩：“臣不谙典制。令史都说停宿在外无妨。”刘义隆就责备他听信不当，但心中认为这只是小事，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这是刘义隆一贯的态度。
何尚之不屈不挠，再次陈奏：
“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于外，令史钱泰向都令史骆宰询问，骆宰答以‘不可’。吏部曹皆知不可，于是钱泰回炳之说不得停宿于外，炳之置之不理。此非不谙典制，是违制擅留，内外尽知此，而炳之妄为己开脱，有欺君之罪！令史出宿于外，有亏朝典，不得谓之小事。晋时王珣虽是时贤，终因一时小失而白衣领职；先帝时，谢晦声望，非今日炳之可比，但封南郡太守王华时误封北海太守王球，免侍中职。何况炳之公然触犯朝廷宪制！孔万祀任尚书左丞之职，竟然对骆宰言：‘炳之当今贵要，异于其他尚书’；炳之曾对属下言：‘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出此言，又有何人！”姑公，即公婆。
刘义隆犹豫不决，就让何尚之再申明其意，于是何尚之详言庾炳之诸多过失：
“尚书省旧有增补差役二十人，炳之常取十人私家使用，而尚书处差役短缺，不能按时补缺；近时炳之已得差役，仍不放十人回，臣令人转告不宜长期留用，这才放回。炳之为人大都任性而为，凡事纷纷，他人往往不得尽知。三国时，曹操俘获关羽，虽赏识之，但猜测其无久留意，就让张辽私下问关羽，关羽如实告诉张辽自己受刘备厚恩，终将投奔刘备。张辽想把关羽的话告诉曹操，则担心曹操杀了关羽；若不说，则又非臣下事君之道。他左右为难，但最终醒悟：‘和曹公，是君父关系；和关羽，是兄弟关系。’既辨明了轻重，他于是就如实禀告了曹操。今人能忧国者少，若臣也结舌不言，陛下日月之明，恐有所蔽。然而不知臣者，岂不以为臣有竞争之心？想来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