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1984-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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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首条大范围穿越永久冻土地带的铁路，虽然莫斯科动员了300万士气高昂的共青团员和专业的铁道兵部队，但是从70年代初，组建贝阿铁路建设总局到1982年全线竣工仍耗费了55。3亿卢布、历时八年之久。而修筑这条横跨了11条河流、穿过7条山脊，全线包括8个隧道、142座长度超过100米的桥梁铁路苏联官方所宣称的“减轻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负担，开发沿线地区丰富的煤、铜、铁、铅、锌、钼、石棉和森林资源，加强远东区经济和战略地位”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贝阿铁路最初是为了应对中、苏关系紧张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线铁路”。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已通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距中苏边境过近，如发生战争，这条铁路很容易被“敌方”破坏。所以，苏联决定修建一个距离边境地带远一点的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的铁路“复线”。但是随着这条铁路1983年的全线通车，原本单一路线的西伯利亚铁路终于宛如一条被紧缚住的巨龙伸展了四肢。
虽然由于工程过于艰巨，贝阿铁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电气化，要实现最终全线电气化，仍有很多配套工程至需要完成，复线建设也尚待进行。但即便是单线的贝阿铁路每昼夜也能增加30列左右的运输能力，而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建成使得在日俄战争只让西伯利亚的铁路由西向东单向运输，甚至在铁路末端将空车烧毁，不使其返回的西伯利亚铁路系统具备了环行运输的能力。
对于这条铁路的建成，中国政府一方面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而另一方面却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也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中国政府强调中苏关系并非没有改善的可能，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而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中国政府更开展了“葬礼外交”。不仅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吊唁，更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云云。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根据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和1981年华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成功经验，大规模将原本兵种单一的步兵军改编成为多兵种合成的陆军集团军。同时决定撤消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两个兵种51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原配属的国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将一些轻装步兵师改变为担任内务防卫任务的武装警察部队。
虽然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上是在铸剑为犁，表明中国正在逐渐放弃过去的“战备经济”。政府正在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但是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苏联军队高层却注意到了中国军队新改变的集团军是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航空兵等诸多军兵种继承，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军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军，中国陆军不再坚持原有的“大步兵主义”，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了步兵，炮兵的数量居第一，数量日益庞大的装甲部队正逐渐成为中国陆军的主要地面突击力量。
显然对于已经从决裂到冰线对峙了近20年的中苏而言，外交的这些许烟幕并不可能真正达到在进攻发起之前从战略上麻痹中国政府。那么要想尽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初达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便只能依靠苏联红军在远程航空兵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以及那些勇猛无畏的红色伞兵了。
第四章：合纵连横（一）
“警卫第三师和第四师是怎么搞的？！这仗都打了快一个小时，还被老毛子的伞兵挡在中心城区外面！怎么枕戈待旦，我看全是他妈的扯淡。”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指挥中心之内，总参谋长助理林太平此刻正有些无奈的听着一墙之隔的房间里，李副总参谋长对着北京卫戍区的相关领导们咆哮着。
的确副总参谋长的此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本应是人民解放军防守最为严密的城市。此刻却被苏联伞兵部队成功着陆。向来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准都冠于全军的两个警卫师奋战了近一个小时，非但没有将对方成功的围歼在登陆场内，竟然连中心城区都进不去。至今中央警卫团、警卫第一师和武警部队方面还在遭遇着苏联伞兵部队的围攻。而翘首以盼的增援却迟迟还没有到来位置。
“警卫第一师方面已经连续三次告急了，说部队缺乏重装备，面对着老毛子的重装空降部队伤亡很大。你们让我怎么说？除了要求他们坚持再坚持，我能告诉他们什么？说他们的兄弟部队还在城外压马路吗？”总参谋长焦急的声线在位于地下的指挥中心内显得格外的洪亮和刺耳。
事实上警卫第一师虽然名义是解放军编制，但是其前身毕竟是由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为前身的公安部队改编而成的。虽然在编制上原比一般的野战师庞大―不是传统的三三制、也不是加强编制的四四制。而是编制有8个团之多。但是这个8个团的部队却非都是实战部队，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均在警卫一师的建制内。
而且出于内卫的要求，警卫第一师基本上全是轻武器，有些部队配有班用机枪和手榴弹，是标准的步兵连队，有些部队却只有手枪和自动步枪。虽然警卫第一师的战士所配备手枪和自动步枪是人民解放军装备序列之中最为先进的。但是此刻面对着拥有重型武器的苏联伞兵部队却终究难免吃亏。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公主坟，与海军司令部北墙隔着西长安街对望的北京卫戍区第一师师部在苏联空军的第一轮远程打击之中倒是没有被巡航导弹直接命中，在警卫第一师师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所属各部队均迅速进入了临战状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处以及以天安门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西的机关单位外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
与警卫第一师相比，已经改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的警卫第二师，虽然前身是1949年10月份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总队。但倒是野战军的老底子。因为成立之初，该部由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四旅第十三、十四、十五3个团及华北公安部部分工勤人员编成。警卫第二师长期以来都是外事保卫为主。除了负责保卫天安门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东的机关单位之外，使领馆区、外交活动场所（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外交部等等）此刻也是由警卫第二师改编的北京武警总队此刻的战场。
“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的行动倒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老毛子不是义和团、也不是红卫兵，不会上演什么攻打东交民巷的闹剧。因此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主要的任务还是防止出现使馆区内发生异动，避免出现有损我国国际形象的事情。”虽然警卫第二师已经改编成了武装警察部队，但是显然李副参谋长还是没有改口的习惯。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老北京城米的集散地。1901年清朝政府的《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约》中，此巷划成为中国第一个“使馆区”。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使馆区渐渐形成于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它们分别称为“北京第一使馆区”和“北京第二使馆区”。其中第一使馆区主要是一些亲社会主义的国家使馆。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较早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由周恩来制定区域并建设于196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环境幽静。虽然1980年，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按上级指示将亮马河下游过三环路的区域规划成“北京第三使馆区”。但是那里至今还没有国家建立使领馆。
北京使馆区是在北京的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所在区域，由于领使馆所在地的特殊性，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第二国境线”。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诞生于50年代初期，组建以来，先后进行过18次编制体制的调整或改编。时至今日，已从当初的营级单位发展壮大为团级规模的编制。
1962年5月26日，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外事大队恢复军队建制。随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五团。1966年6月15日，根据警卫第二师命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第九团。这个团虽然其后又改称为警卫第二师第十五团。1983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九支队。但是其规模和装备却始终保持着全军前列的特殊性。
首先是作战编制上不是不同于普通步兵团的9个连的编制序列，而是扩编为12个连。除了普通的步兵分队之外，团警通排扩建为通信连。还组建有独立的高射机枪连。可以说除了缺乏重型机械化装备之外，完全是一个强化的北方甲种步兵师主力团。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承着“外交无小事”的认真态度对待着各领使馆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今天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迅速进入一级戒备封锁这一地区内外进出道路的目的却并不仅仅是防备苏联空降部队的进攻。毕竟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苏联军队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攻击第三国的使领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使领馆也极有可能成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在这次奇袭之中最佳的“第五纵队”。
此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位于老北京城的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上，占地16公顷，甚至超过了总面积7公顷的联合国纽约总部，因此曾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入选世界吉尼斯记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大面积为其提供使馆地皮。
据说早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由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天。明帝国皇帝尽管未能接见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
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不知道是考虑到“北关”的传统，还是迎合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的喜好，中国政府将经历了近300年的风雨变迁的“北关教堂”划给苏联做使馆用地。
在中苏蜜月期内，气势恢弘的苏联大使馆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驿站，大批的援中苏联专家从这里奔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50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而这其中就有包括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在内的111名核物理学家。
但是随着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年代和随后的几年，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热闹一时的苏联大使馆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个期间除了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之外，是鲜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