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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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也没有“趴活”一说。1973年以前，首都汽车公司是北京市惟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车数不及千辆，城区设有二十来个出租车站点，以华沙车居多。谁家有急事，须打电话或直接到站叫车，类似于现在急救车的运作方式。1976年4月9日上午，叶圣陶和家人到首都体育馆看广州杂技团演出，他在日记里说：“乘十三路汽车尚容易，抵平安里则待之甚久始获挤上五路电车。车中几无法站直，抵体育馆，颇为吃力。而杂技已上演半小时矣。”归途不堪再挤公共汽车，他们步行到动物园，在那里的出租车站打了一辆车，“径直抵家，与去时之难易判若天渊”。⑦从动物园到其东四八条寓所，花费2。25元。公车的数量和用途，也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那时，国务院下属的机关，副部长级公务员，很多不配专车，有些部委是两三个负责人同乘一辆吉姆车上下班，更少有公车私用的现象。上述叶圣陶的事例，即是一证，他当时不仅是高龄的知名人士，还是一位部长级官员。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过被公共汽车门夹住，摔断了腿的遭遇。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是六七十年代北京各个阶层的市民都不免经常利用的交通工具，许多今天听起来相当显赫的人物，在回忆文字里，曾留下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的记录。因而街上跑的车，还是以公共汽车为最多见，路线也不过几十条，其中市区汽车有28条线（不含支线），电车13条线。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北京孩子生活成长环境（1）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北京市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大体生活在两类环境中。一类是城里的胡同，另一类是城外的大院。
胡同作为京城传统的居住环境，遍布于老城区，也就是今天的二环路以里。以前由于全市的人都扎在城里，倘要细究，胡同与胡同，胡同里的院子与院子，院子里的屋子与屋子以及屋子里的住户之间，高低优劣，是参差不齐的。早年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说，也不尽然。但共性依然是主流，各个行业的传统市民（即所谓“老北京”），在那里的大杂院或四合院中住了几辈子，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使他们的居住状况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是胡同住户中的主体。解放后，一些领导人、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及一些机关的宿舍，也安在胡同里，这应该是另当别论的，前者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后者也颇具“组织”色彩，邻里之间，味道已变。他们不属于能体现市井京味的胡同居民。关于胡同和胡同里的故事，有不下上百种专题作品面世，已经不新鲜了。要说的是，六七十年代，正值一个地覆天翻的动荡岁月，胡同里的变迁，也是难免的。例如，不少胡同的名称，一度被“革命”化了。1967年版的《北京地图》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迅速涤荡旧社会在北京街巷名称上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面貌，本地图所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决定。”大街易名，小巷自然要跟着变，如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后，东四头条即改为红日路头条，其他依次类推。更有甚者，红小兵胡同、学毛著胡同、灭资胡同、反修胡同等等，都赫然出现在这张地图上。今天的读者也许听着好笑，但在当年，就北京市民的心态而言，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又例如，随着“兴无灭资”的口号被贯彻，大量私房充公，不知多少标准或规整的独门独院沦为大杂院，不仅住户杂了，而且还大兴土木，格局与从前相比，面目全非。学者王世襄是文化世家出身，其父曾任中国政府派驻英国的监学，母亲是画家，解放后，他一直安居在父辈留下来的一所清幽的院子里。前几年，我陪着一位喜欢收藏的朋友，到日坛公园附近的一座住宅楼里采访过他，谈话间，他提起，“文革”以后，为了不至使外人掺进，他曾邀朋友黄苗子夫妇等暂居其院，但也没有能撑住多少时候。这个院子最终“沦陷”，塞满了各色人户。搭小棚的，铁皮匠作业的，喧闹声震耳不绝，“简直就没法儿住了”。类似王世襄这样境遇的社会名流或普通市民，是比比可见的，我周围就有不少熟人的家与王先生大同小异。以致“文革”结束后，引发无数起落实房屋政策的官司，有些至今未了。
大院是那个年代的一大视点。1949年以后，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重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相应的机构随之蜂起，作为这些机构的宿舍，大院的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自50年代起，北京的城市建设呈放射状拓延的趋势，大院多建在城外四周。军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宿舍院，往往随着单位走，与机构是一体的；国家机关的宿舍院多数是分散的，经常是东一处西一处，如轻工业部宿舍，月坛公园对面有一个院子，右安门内大街路东有一个院子，和平里地区也有一处。其他部委，大体类似。这些院子里的宿舍楼，多为二、三、四层。60 年代初，煤炭部曾在永安里南侧盖过两三栋九层高的宿舍楼，应该是那个年月居民楼中仅有的高层建筑，现在还在。70年代中期，广播事业局在复兴门一带盖了一座12层的预制板宿舍楼，号称“十二层楼”，远近闻名，因为这是北京（恐怕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栋接近今天意义上的高层建筑，马季等人是第一批住户，弄不好，他们也是全国第一拨高层建筑的住户。当时的宿舍楼多为砖墙结构，外观无非红灰两色，有坡顶的，也有平顶的。宿舍跟着机构走的院子，有院墙与大街小巷隔着；专门的宿舍区，有院墙的似乎不占多数。无论有无院墙，一概以“院”相称。“我们院”、“咱院”、“后院”，是北京城外的孩子的口头语。前不久，当年和现在的一个邻居来电话，还问了一句：“院里怎么样？” 我理解，他指的应该是我们两家都已迁出二十来年的那所没有院墙的院子。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北京孩子生活成长环境（2）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带。玉泉路路北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路南有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五六家军队大院。复兴路南侧的另一条路上，还撒落着五六处军队所属的院子。高校大院则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顾名思义的学院路，是一条坐落在西直门外的南北走向的马路，自南向北，路东依次为邮电学院、医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路西依次为政法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语言学院，这就是学院路上有名的“八大学院”。“文革”中，除钢院外，这些学校全部迁离北京，钢院也已经在云南踩好点，据说是周恩来的一句话，把它留了下来。那时的学院路，一度名存实亡。其他一些院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工业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排列在学院路西侧、与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
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从西便门到阜城门以西，推进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就分布着国务院、华北局、中央机要局、广播事业局、全总、轻工业部、新华社、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铁道部、国家计委、中科院、商业部、物资部、一机部、二机部、国家建委、六机部、二炮、北京市政、建工、物资诸系统等单位的宿舍。1958年以后，北京城外陆续建起了若干片居民楼群，如和平里、虎坊路、古城、水锥子、龙潭、垂杨柳等小区，作为各种机关的宿舍。一些占地颇广的小区，又形成区中套区的格局，如和平里地区，分为1…14 区，分属化工部、煤炭部、劳动部、文化部、林业部、轻工部、中直机关等单位。百万庄一带是按子、丑、寅、卯……来划区的，除申区系部长们住的两层小楼外，其他各区，分属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一机部、国家外文局等机关的宿舍。有些规模庞大的部委，则自划其宿舍区，如铁一、二、三区等。
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在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的第一句是：“我国有七亿人口。”我们也可以接着毛主席的话说：“北京有七百万人口。”1964年，北京实有人口（含远郊区县）为759万，1982年为923万。如果除去接近半数的郊区人口，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市区人口也就在四五百万之间，这个数字略高或者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那时，除了少数家庭的保姆，北京几乎没有常住的务工流动人口。过于数字化和概念化的东西难以说明问题，形象一点的描述是，那时，居委会小脚老太太，对管片住户的人头状况烂熟于胸，摸得底儿掉，外地人来京探亲访友，要报临时户口；那时，除了公园、闹市区等场所，大街小巷里，轻易见不到外地人，公共汽车上外地人占的比例也极少；那时，上班和上学的时间，居民区周围经常是静得出奇。胡英兰是低我两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她和我说起过，上小学时，有一回没做到“三带 ”（水碗、手绢、红领巾），回家去取，从街面到院子，一个来回，看不见什么人，只有两个老太太在洗菜，一派都市通幽的景色，其意趣，竟让一个小学生难以忘怀，记住了二三十年；1969年…1972年，大批机关干部作为“五七战士”划入军事建制奔赴干校，家属“随军”，不少宿舍楼里空着大量的屋子，有的实住率甚至低于半成；倘再加上一茬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相对很低的。
上面所写的，大概可以粗略地构成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市、交通、居住、人口等方面的鸟瞰图。当年的北京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着。
注释
①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② 邓云乡《百年东长安街》，载《水流云在琐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林株《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⑤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一版。
⑥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⑦ 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二期。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7、1978、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复课以后，“北京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 、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复课后，北京市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北京孩子”的时代。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学有等级之分，中学还有男、女、混合之分。“复课闹革命”以后，各类等级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无论毕业于哪一所中学，都谈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学校，历史不一，规模不一。城里老牌学校的历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发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顺天中学，再过两年，将是她的百年校庆，有四中之名，也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