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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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戏ㄏ皇蓖兜氖鞘裁雌薄６嗌倌暌院螅一乖诓簧偻Ъ业氖榧苌霞焦獗臼椤Ｎ蚁嘈潘嵌伎垂⒋又谢袢×斯手冻Ｊ丁２簧俸⒆邮谴诱獗臼槔镏溃⒐娜平写蟛涣械呒氨卑剂贤豕Ｄ鞘卑突固褂卸停霞永┖臀靼椭郑估锢伎ǎㄎ迹┖头侵扌矶喙业拿忠灿胂衷诓煌�1982年我们在系里的会议室看曼谷亚运会开幕式转播，国旗一打出来，就有同学凭印象点国家的名字，估计都是从这本书里知道的。各国的首都，也都躺在宿舍的床上默对过。友人赵福琪爱攒东西，他还留着一套70年代出版的《战地新歌》，副标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我翻了翻第一本目录，相当一部分“歌”不对题。百年前的《国际歌》，聂耳和冼星海的一系列作品，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作品，都在当中，只不过都被“集体重新填词”过。这在今天，应属侵权行为。直至“文革” 结束，《战地新歌》一共出了五集。
当年，有一种供一定级别的人出入的内部书店，里面能买到类似《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市面上见不到的翻译作品。进这种书店的资格，与阅读书店所售书的资格是两码事。这些所谓内部读物后来也渐渐泛滥，在很多孩子家的书架上堂皇陈列，也在很多孩子的手上借来借去，不新鲜了。
有几种杂志，也在孩子的视线里。如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朝霞》，北京出版的《解放军文艺》、《北京文艺》。1976年年初，恢复了停刊近十年的几种杂志，如《人民文学》、《人民电影》（前身是《大众电影》）和《人民音乐》等。一些善弄潮的名噪一时的所谓作家、诗人、学者，名字时与“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的笔名、工农兵文艺评论组的名字掺和着列在一起。作品的内容也是那一套。有个如今被称为“著名学者”的人物，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题为《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有时禁〈水浒〉？》的应景文章。如今，这些“时贤”们肯定不情愿再翻腾那段并不光彩的历史，或者已经随着岁月渐渐地忘却了，但“汗颜”两字，他们应该认得。
粉碎“四人帮”接近七个月以后，1977年5月1日，一大批老版图书解禁，当中包括《子夜》、《家》、《复活》、《简·爱》、《九三年》、《高老头》、《希腊故事与神话传说》、《唐诗选》、《宋词选》等等，等等。那天，王府井新华书店一大早就长队如龙，北京各个新华书店也都人满为患。来买书的，不乏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孩子，当然也包括40年代、30年代甚至20年代的“北京孩子”。那种情景，以前从未出现过，后来也没有出现过，以后也不会出现了。
和以前及以后的孩子相比，六七十年代的孩子被认作“被耽误了的一代”，账都算在了“四人帮”头上。有个看似奇怪实则必然的现象，中小学教育早就进入了正轨，和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家长、老师、孩子，都把教育视为大事中的大事，或者说头等大事。但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劲，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素质或曰文化含量却不尽如人意，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不思学习的孩子。我的朋友李春林、王小琪夫妇的女儿一直是人大附中的好学生，刚刚进入北京大学。他们告诉我，还是哪哪都不如他们的小时候。高校年迈的教授们也常对弟子叹问：怎么一蟹不如一蟹？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丧失了受所谓正规教育的机会，也就没了学习上的条条框框、负担和压力，当年的孩子，可以离开课本，尽情地看自己喜欢的古今中外的小说、杂书、闲书、野书，不看正书，结果就有了现在的今不如昔。
注释
①③⑤ 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②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④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⑥⑦ 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⑧ 韦韬、陆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三大运动 乒乓球、游泳和自行车，在六七十年代，堪称北京孩子的“三大运动”。换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谁不会骑车和游泳，没打过乒乓球，是可以当新鲜事提的。再换一句话说，那时候的孩子，无论怎样不好运动，对这三项运动也不会陌生，而且属于自觉的参与，人人说得出一二三四。按说，官方色彩罩着的广播体操、象征性长跑，也属于人人要参加的群体运动，但一个“要”字，足以大减其实际分量，值不当一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天下第一“球”
当年，乒乓球当称北京孩子的“第一运动”；它的普及与风靡程度，远过于足球。但标准的木头球台不多见，院里或学校操场上，一般都砌有水泥球台。北京孩子打乒乓球全从这里起步。后来的世界冠军、国家队主力如庄则栋、卢启伟、滕毅等，进体校前，少不了在水泥球台打球，这是一定的。
水泥案子的尺寸都不标准，也没有正规球网，一概用砖头当网，遇见米粒大的石子，不易发现又对球路有影响，称“地雷”。实在找不到球台，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个界线，照打不误，或者直接和“墙”打来回球。我们院有个邻居，1969年全家下放干校，老大因已经参加工作，没有随行，房子也没退。记得他腾出一间屋子，用单人床板和板凳支了个乒乓球案子，院里不少孩子都去打过。
乒乓球在文化体育用品商店或百货商店的文体用品柜台有售，小商店里也有售。极品是红双喜牌，五毛钱一个，等于半斤猪肉钱；次之是光荣、连环、盾牌、蝶花、鹿牌等牌，一两毛钱不等；最便宜的是象牌和兔牌，都不到一毛钱，象牌九分，兔牌无缝的八分，有缝的六分。孩子打球是以娱乐为主，不大讲究球的品牌，多玩这两种便宜球，能弹起来即可。水泥案子，砖头网，再好的球也不经打。有时不留神把球踩瘪了，只要没破，用开水一烫就起来，有点印儿，无碍接着玩。即使球裂了口子，就用胶布贴上去照打。直至实在弹不起来了，球也留着，作“毒气弹”的原材料。此时的乒乓球，已无所谓什么牌，商标早磨没了。
拍子的品种五花八门。光板的，一层黄色海棉的，一层胶粒的，海棉带胶粒的，海棉带反胶粒的。牌子同样以红双喜为尊，还有“流星”、“ 红棉”等等，好拍子的背面标着刻度，用来量球网尺寸，对在水泥球台打球的孩子没用。初学乒乓球的孩子一般用一层黄色海绵或一层胶粒的简易球拍，很少见还不会发球，就使上海棉胶粒拍子的。有孩子手里的拍子连清漆也不上，更不乏挥光板拍子比划的。那时没什么人用横拍，即俗称的“大刀”，一色的直拍，偶见孩子买到出口转内销的接近方型的日式球拍，就算扎眼了。使好拍子的孩子，为不致海棉开胶，往往再用胶布围着拍子粘一圈。当年海面带胶粒的拍子也就卖两三块钱，“红双喜”不过几块钱。如今上点档次的球拍都在四五百以上。前两年，同学郭记中从威海来中央党校进修，每天打两三小时乒乓球。他号称进过威海市男子单打前八名。有一次 大家聚会，说起乒乓球，一个北京长大的同学不服，两人用嘴先打了几个回合，互相扬言让对方不过十（当时都打21球）。那个同学告诉记中，你还没见过乒乓球的时候，我就用海绵胶粒的拍子了。这句吃老本的话意味着什么，从那时候过来的北京孩子，都能听懂。
球台不标准，孩子打球的规则更不标准。基本不玩21球的，至多11个球，经常玩六个球、三个球甚至一球一下台的。11球若打成10平，争胜负有两种标准。一种为“丢司”，即抢两分；另一种为“决一”，抢一分。发球轮换方式也与今天11球的国际规则不同，一人发五个，而不是两个。11球打成3：8时，赢着的一方要称对方“过节”（妇女节）。另有一种大中小将的玩法，三人同时上阵，一头站一个人（大将），另一头站两个人（中将、小将）。由小将发球，赢升输降。小将输球下台。因为是“全民”打球，不少孩子属于瞎凑热闹，连球也不会发，先把球在球台上弹起来，然后自下而上挑球过网。两个人都这么打，叫“和平球”。
没有标准规则，但有土政策。和平球即其一，不带发转亦其一，谁输谁捡球亦其一。这都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让球什么的，还不在内。孩子之间说球，常能听到这样的土话，“连刷丫三盘”，“刷你过不了五”。“刷”，意思是赢。
有个署名“润涛阎”的作者，在网上述及他的一个同学因为赢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乐极生悲，惹下改变人生命运的大麻烦：
“文革”时乒乓球热了一阵子，那时我在读高中。一同学侥幸把冠军给打下了台。他拿起一粉笔头就在黑板上写下了“请下台”。刚好落笔在 “毛主席万岁”下面。因为“万岁”二字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加上他太激动就没仔细看。连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请下台”。一下子被告发，他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是死刑。还好，他父母出身好他平时又老实巴交，给判了无期徒刑。判刑那天我紧紧跟在他旁边想让他看到我，意思是给他使眼色“要挺过去！”他爸后来嘱咐我一生都要谨慎。我的心从那天起就灌了铅。高中毕业后当工农接受再教育。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上大学。这一辈子就这么玩完了？那种无助与绝望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六年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我的同学从监狱里给放了出来。那时我已经念大二了。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都是球迷
当年孩子打乒乓球，狼多肉少是一种常态。院子里没几张球台，平均一个楼两张，也就到头了，来玩球的孩子可是一帮一帮的。俩人打球，恨不得二十人围着。以至球分缩短、三四个人同时打一台球的情景非常普遍。有时院里球台人满为患，有孩子等不及，也到别的院或附近的学校碰运气。这与同时期在饭馆吃饭类似。要是两个孩子找到一张没人打的球台，痛玩一下午，是一件难得的畅快事。但经常是腿遛细了，球台还没影呢。节假日里，学校的球台闲着的时候多。当年，许多学校的围墙是带尖的铁栅栏，正常情况下身体钻不过去，但总有几处不知被谁撑开的缺口，能侧着钻进去，永远堵不住，除非你砌起砖墙。野孩子进学校，用不着钻栅栏缝，这大概多是打乒乓球的孩子所为。
办公和宿舍区一体的院子里的孩子，有机会在木头案子上打球。早年的办公楼差不多都是苏式建筑，高台阶，宽走廊，大窗户，大门对着楼梯。不少机关在每层走廊对着楼梯口的地方布一张乒乓球案子，供职工工间活动。白天不方便，晚上孩子没少溜进去玩。能不能玩踏实，要看看门老头的心情。最好是买通看门的，次之是和他们混熟了，下策是偷偷摸进去。但看门老头一般不易通融。有个住在高校院里的朋友说，他们宁可冒险从楼后面镶在墙上的外置铁梯子上爬到三楼，破窗而入。玩的时候，也不能像在院里那样尽情喊叫，争吵一个球的得失。就这样，得逞率也不高。有一年期末，考完试，几个孩子想打球，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办公楼值班室熄了灯，他们估摸着看门老头进入梦乡后，才从三楼的窗户里摸进去。一盘还没打完，老头就提着棍子上来了。
乒乓球最流行的时候，打球也不过是孩子的游戏，没有谁拿庄则栋为榜样，勤学苦练，做世界冠军梦。玩来玩去，水平尽管参差，也差不太多，能占住擂台不下来的，极少见。当然，有天分的孩子，六七岁时被体育老师发现，送进体校，成了业余几级运动员的则另论。我们院的孩子金之龙，自小入什刹海体校打球，上的是定点学校—大木仓小学和北京六中。他很少和院里的孩子在水泥台子上瞎玩，偶尔比划两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尽管他没打出什么大名堂，但沾了乒乓球很不小的光。我们是同一年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与顾准的儿子、当年北京市文科状元顾重之同班。可知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除了成绩不错，一技之长应该起了作用。另一位朋友崔国清，在有几千员工的单位得过单打冠军，如今是国家级裁判，动不动被叫去执法，至今每周训练若干回。
对乒乓球，当年的孩子除了打，还看或听（比赛）。最熟悉的播音员是张之和宋世雄。但他们即使在电视里解说，也不露脸，孩子只闻其声。有传说宋世雄曾坐在广播大厦门前“解说”过往的汽车，一群孩子围着听，据说嘴皮子和解说乒乓球一样跟得上。我们上大学后，大概在1981 年前后，学校曾请张之来给学生作报告，原定在一个一二百人的教室，到点人满为患，临时易至更大的八百人教室，仍盛不下，场面一时混乱。现支一块大黑板，征书法出类拔萃者上台书写报告主题。那几年隔三差五有名人来学校演讲，包括侯宝林在内，都出不来这种效果。张之当时年事已高，早退居二线，仍能给当年的大学生、六七十年代的孩子造成如此近乎疯狂的“追星”场面。
那时能在家里看电视转播的孩子寥寥，都是四处寻摸。宿舍附近的中小学校、邮局、商店、基层驻军，这样的单位逢重要赛事，常把14英寸黑白电视机移至室外，孩子就蹭着看。北京孩子里，没有过到外面蹭电视看的经历的，几乎没有，除非自家有电视。世乒赛从1971年的31届开始，就有实况转播，名古屋成了对中国观众而言名噪一时的城市。首体建成后，1973年办过一次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赛后拍成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