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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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里没什么秘密可言，作家汪曾祺的女儿曾回忆说：
我们曾经住过的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我们习惯地管那儿叫“后院”，虽然我们的院子与“后院”并不相通。刚搬来时，邻居就告诫我们：别惹后院的人，尤其是那些“野孩子”！
搬来不久，发现后院的人真的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说起话来，从不轻声细气，一律横扯着嗓子，夹杂着各色脏字；酷暑时，那些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妇女大都光着上身，裸着一对丰满的或干瘪口袋奶，在院子里坦然地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听那帮孩子正儿八经地叫谁的名字，都是“三儿、四儿”的，或是亲昵的浑号。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后院挺感兴趣。每当写剧本或看书累了的时候，爸喜欢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朝外看，看好半天。
后院的人在院子里做饭，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窝头里塞了很多的菜馅。主妇们抡圆了小臂用力在窝头上拍打出一圈规则的手指头印儿，远远看过去，挺像一件工艺品。爸说，这可是艺术，这样拍出来的窝头蒸出来才不会散。出锅时，满院子都是菜窝窝的香味，爸很夸张地做深呼吸，说他想像窝头一定不难吃。妈说他，“好像自己家吃不饱似的！”
有一次后院的一家在大铁锅里熬一大锅灰色的浆水，爸把我叫到窗前看，一边纳闷：“熬什么呢？”不一会儿，浆水发凝了，是熬淀粉。熬好了，把铁锅放在一个很大的洗衣盆里冰着；凉了，扣在菜板子上，好大的一坨凉粉！这家的主妇把凉粉切了，送到各屋去。不一会儿，就见各屋的大人孩子各自捧着加了盐酱的一碗凉粉，蹲在院子里呼噜呼噜地吃。爸先说，他觉得凉粉里加了辣椒油会更好吃一些，后来又发现，熬凉粉的和一个吃凉粉的不久前刚刚互相揪着头发打了一架，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爸直乐：他们倒不记仇啊！③
不论住楼房还是平房，宽绰还是狭小，北京的绝大部分家庭，能自小独享一间住房的孩子是很少的，能分开性别居住，就算不错了。而老人和孩子一起住，甚至几代人同堂的现象，甚为普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当
屋里的布置，也大同小异。水泥地，白墙，电走明线，伞型白瓷灯罩里，是15瓦、25瓦，至多40瓦的灯泡。机关宿舍，家具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朋友就中央财经大学的沿革发生争执，在这个院子长大的高世英拿出了过硬的证据，他家的家具上印有两个单位的戳子，人大在先，从而“印证”了财大是自人大擗出去的一说）。三屉桌上摆着这些器物：菱形玻璃底座加绸纱布灯罩的台灯；搪瓷盘子里扣着开口带花纹的玻璃杯，上面盖着钩花白手绢；机械马蹄闹钟放在玻璃罩子里，每天晚上摘下罩子给它上劲；陶瓷或石膏的毛主席像得放在桌子中央，有的也罩罩子，有的石膏像下面还垫着四本“红宝书”（《毛选》）。五斗橱或带两个抽屉的小衣柜或书架上摆着电子管收音机。搪瓷茶缸子则随处可见，不少是作为纪念品发的，印着由五角星加一圈文字组成的图案。墙上除了毛主席像，必挂的还有月份牌，每天撕一张，每年换日历不换牌。桌子上铺着塑料布，床上摞着绣着一对凤凰或别的图案的缎子被面。那时候，挂窗帘的家庭是不多见的。
后来，公家配给的家具逐渐被折价卖给个人，折打得厉害，双人床、三屉桌、书架都不过几块钱，等于白送。到70年代以后，一些家庭或结婚或更新换代，开始从家具店购入新家具，家庭的色调略有分别。有个朋友还记得70年代一些家具的价格：箱子22元，大衣柜87元，五斗橱56元，双人床木头的47元，钢管的39。50元。他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有零有整，是因为他替他行将结婚的哥哥买这些东西，在西四家具店排了三天三夜的队。他说，下辈子也忘不了。当然，当中的两天一夜，他并没有亲自去站着，而是买通了一个蹬三轮车的替他排队，代价也还合算—— 一盒飞马烟。
北京孩子，生活的质量大同小异，大体不离上面描述的生存环境。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玩归玩，折腾归折腾，家务活是不能不干的，而且样样都得干。2003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把一个小学生学会洗衣裳挖出来当新闻，若在当年，这样的新闻应该颠倒过来说。
家务活之一—倒炉灰
那时家里的垃圾，以炉灰为主。家家都用蜂窝煤炉子做饭，7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替换成煤气灶，平房冬天仍得用炉子取暖。掏出来的炉灰，盛在破洗脸盆里，底下垫一张报纸，至少一天一倒。这活一般要落在孩子身上。单元楼虽设有垃圾道，但多半搁置不用。
垃圾站最初的设计是高出地面一米多，与拉垃圾的解放牌卡车持平。倒炉灰要上更高的台阶，所以垃圾站多半带有楼梯。后来改为升降式的，看上去有些自动化的意思。再后来又改来改去，直至今天的分置垃圾的红、黄、绿等颜色的桶，无所谓垃圾站了。炉灰也早被日常垃圾替代， “倒炉灰”这个词也成了历史。当年的垃圾车，是带两个跨斗的解放牌或东风牌大卡车。后跨斗下面有一个固定的木头隔板，环卫工人都站在上面，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和草帽，随车运转，不算违章。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天可以见到以这种方式载着工人的垃圾卡车。
倒炉灰是一项简单劳动，不用学。孩子从低龄时就能干。有时候你倒我也倒，传染成呼啦呼啦一拨又一拨你来我往的壮观场面，有的孩子也不管家里的垃圾盆该不该倒。人人去时端着一个脸盆，回来就改成拎着了。有个朋友说起他们院垃圾站常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用耙子钩出垃圾里的废纸，扔进背着的竹筐里。有的孩子倒完炉灰，有时候也顺手划一根火柴，趁老头不注意，把筐里的纸点着，让老人半天甚至一天的劳动所得付之一炬。
葛优小时候，也干过倒垃圾的活。他妹妹回忆说：“我哥有次倒垃圾，从二楼走到一层那几步路都懒得走，图省事，干脆把垃圾从阳台上往下倒，垃圾全落在楼下住家的门前，把人家气得够戗，上来告状。我哥还觉得自己怪聪明的。”④他确实聪明，自小能把生活琐事演成喜剧。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1）
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家用洗衣机，家家洗衣裳都用手搓。大人一般是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洋铁盆里支一个搓板，坐着小板凳或马扎搓。孩子开始洗不了大件，但也自很早起就逃不过洗衣裳这桩活。先是袜子、手绢、红领巾，然后是裤衩、背心，小学高年级以后，就无所不洗了。进了中学，再娇气的孩子也免不了自己洗衣裳，因为每学年长达一个月的外出学农生活，早把这类孩子逼了出来。
孩子洗衣服，一般不够“专业”，程序也经常乱套，洗不干净更是难免。不少孩子没有用洗衣粉的习惯，就用灯塔牌肥皂、药皂甚至洗脸的香皂蹭两下了事；有的孩子是一件一件来，即把一件衣服搓完，投毕，晾起来，再去洗下一件；也有的孩子洗过的衣服和没洗差不多，家长还得返工。但不管怎么说，洗衣服是当年绝大多数孩子必须体验的手工作业，也是一件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值得自豪的事情。后来，他们气急败坏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岁就自己洗衣裳了。”今天十来岁的孩子，何止不会洗衣服，不会穿衣服、扣扣子甚至不会吃饭的孩子都大有人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子，在中午吃饭时突然大哭起来，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孩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今天的鸡蛋太硬了，没法吃。’原来，以往每天带的鸡蛋都是她妈妈事先剥好皮的，而这次由于来不及了，没有剥皮。”
与衣服沾边的，是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如钉扣子。孩子的衣服扣子都挂不大住，掉了以后，无论男孩女孩，差不多都是自己钉，不少孩子有自己的针线包。有的孩子还能熟练使用顶针，甚而能蹬缝纫机。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一些孩子戴的黑纱，是买了黑绸布以后自己砸的。女孩子则大多自小就学着织毛衣。
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
在家不干活的孩子，对这种活也不会陌生。因为学校轮流值日及不定期大扫除，都干过。
那时不兴装修房子，家里都是水泥地，用墩布擦。尽管是水泥地面，每天都擦，有的还蘸着煤油擦，差不多能擦出玻璃效果。当然，这与当年水泥的质量以及居民楼所用水泥的标号之高不无关系。墩布都是粗木头棍当把，墩布头是一堆破布条，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固定住。孩子多的家庭，今天老二，明天老三，天天擦地，一周也就轮个一两回。
收拾屋子，在很多家庭里，也是孩子的事。活不难干，但孩子下手不大稳当，免不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个杯子盘子之类的东西，为家长所心有余悸。
家务活之四——做饭
有相当数量的北京孩子，自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做饭。这也是逼出来的，家长是双职工，院里没食堂，学校再不能入伙，那时不兴也不可能顿顿吃饭馆，不自己动手，就等着挨饿。他们人人可以写一本自己的做饭史。
有个朋友，自幼由其奶奶照料。小学四年级他奶奶去世时，哥姐或插队或工作。开始，吃饭瞎对付。某日，家里留下四毛午饭钱，他在小饭铺买了五个炸糕，这其实是该当早点吃的。孩子都眼大肚子小，他只吃了三个，就被噎得不善，连晚饭都没吃下去。他后来带着悔腔回忆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买个黄瓜溜肉片就米饭可口。从此发愤学做饭，从炒鸡蛋做起，不出半年，就能在家开席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2）
当年没有整体厨房和现代化的厨具，没有不锈钢水槽、抽油烟机、玻璃钢炉灶和热水器。筒子楼或拿走廊当厨房，或几家人合用一个厨房。谁家伙食如何，一览无余，没秘密可言。四合院里就在屋做饭，后来普遍自搭厨房，“小厨房”是破坏胡同文化的原凶之一，也是方便老百姓炊事的最佳办法。单元楼虽有自家的厨房，也都烟熏火燎的。普及煤气之前，家家在蜂窝煤炉子上做饭，天天得封火、掏炉灰，火筷子、钩子、铲子，是厨房的必备品。上炉子炒菜，无法控制火的旺度，尤其是煮饺子，得以点水的方式配合火候。老楼的厨房，水槽是个大水泥池子，除了涮墩布、洗菜、洗碗，还可以把案板支在上面切菜。也没有专用的碗柜，不少人家把机关发的书架戳在厨房里，拉个帘子，放锅碗瓢盆和瓶瓶罐罐。厨房里常使的家伙，以铝制品为多，锅、壶、盆、勺皆然。舀水的葫芦瓢，枣木擀面杖，课桌面大小的案板，都是当年家家厨房里看得见的东西。不少人家吃饭都用陶瓷大碗，也称海碗。70年代以后，高压锅开始进入一些家庭的厨房，提高了作饭的耗时效率。沈阳出品的双喜牌高压锅一时热销。
我的不少朋友、同事和同学，都是自小就做饭的北京孩子。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起吃饭，还经常能听到做饭的话题，有时候就着桌子上的菜切磋做法，可见艺无止境。前些年流行一种家庭聚会，来客每人做一道菜。我曾在这种场合见到这样的事，大家各显神通一番后，一桌子鸡鸭鱼肉吃不了多少，惟有一位客人做的姜味豆角，被一扫而光。这是他小时候随家长在北京饭店开会时吃过并学会的一道菜。做起来再简单不过了：把豆角掐头去尾，整根入锅煮熟后，并排码，然后浇上用姜末、醋、酱油、香油、味精搭配而成的作料即可。
做饭据说是一门艺术，从小做饭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被逼无奈，凑合做熟了口填饱肚子而已，动机并非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几十年下来，多数 “孩子”的厨艺并未历练到家，至今吃他们做的饭，味道“不过如此”，顶多有一两手自视为看家的手艺，也大多得不到公认。我以前的一个同事，父亲是名厨，湖南人，解放后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做过饭，后来曾在马凯餐厅和曲源酒楼掌勺。他也未免于从小做饭，但由于父亲坚决拒绝传艺，不让子女再干这行，他至今没有得到点滴真传。多年前，我在他家吃过他做的一顿饭，柿子椒炒肉丝之类，属于饿急了吃吃还行的水平。另一位从小做饭的前同事，现在对色香味都极挑剔讲究，据他说，是上大学期间，经常到一个同学家听古典音乐的唱片，那位同学的父亲视其为音乐知己，常留他吃饭。该同学乃江苏人，其父厨艺非同一般，他的那点做饭的本事，用他的话说，是那时才“偷艺”得来的。
我的一个同学，1990年患急性肝炎，住在地坛医院里。晚上有时失眠，干躺在病榻上，滋味不好受。他就在脑子里过电影，把鱼香肉丝、烧茄子、炸鸡蛋酱之类的家常菜挨排“做”一遍，都是打小练的本事。我曾目睹他炸过那种拌面条吃的鸡蛋酱，操作并不复杂，但不大常见。程序为：先在碗里磕三四个鸡蛋，打匀；再咕嘟咕嘟倒上相当于鸡蛋三分之二的量的酱油，再打匀；在炒锅里多放点油，烧热后加入葱花，将和着酱油的鸡蛋倒进锅里；待液体趋于固体时，加入味精，端锅。用它拌面条，头一次吃，绝对香。他也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了做饭的经历。
做饭不比前几样，它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家务活。一般孩子是从熬粥、焖米饭做起，而和面包饺子、蒸窝头、擀面条，而炒鸡蛋、熬白菜，而杀鸡炖肉烧鱼。孩子做饭，用凉水煮鸡蛋，下面条，把握不住火候，把菜炒不熟或炒煳了，或咸了淡了，甚至菜刀切了手，种种事故，都不免发生。大人也难免如此，何况孩子。熬粥、焖米饭都不费事但费时，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