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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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费时，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干别的。那时候孩子之间经常串来串去，到了做饭的当口，这家孩子焖上米饭一边看着锅，一边和院里来玩的孩子聊天的情景，是断不了发生的。反正家长不在，有时候就一道吃了。有个朋友还记得，小时候到邻居家玩，中午三四个孩子一起做饭吃，有一道菜是大白菜炒肉片。一个孩子问，如果顿顿吃上这个，是不是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孩子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到共产主义社会，顿顿吃土豆烧牛肉。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从合作社到百货公司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购物环境，与今天比较，是两重世界。
那时，没有农贸市场、超市、路边的小卖部门脸、现代商厦。居民区周围，会散布着几处规模不大的副食商店和日用百货商店，应附近住户日常生活所需。郑重一些的家庭采购，就要逛西单、王府井这样的闹市区，那里有大型综合性的百货商场和各类专用商店。大商店付款方式如今也见不到了，有款台，但不直接收款。比如买布，算好了价钱和布票数之后，由售货员收款，售货员的头顶上都有一条粗铁丝，直通款台，上面挂着若干铁夹子。售货员收完款，连同单据用铁夹子一夹，顺着铁丝滑向款台，那边接过来算细账，把找回的钱和小票再滑回来。后来又安了电动滑轮。界于两者之间的是准闹市区，在那里的中型商场里可以买到服装、五金和家用电器。所以，当年买东西，是分得出层次的。市民对商品短缺习以为常，打听一样商品，能从内行的指导意见里看出商店的距离和规模：先到某商店，再到某商店，最后到某商店。从近到远，从小到大，有货的概率递增。就如同看疑难病一样，小医院看不了，再往中、大医院送。逢周末和年节，北京的几家大菜市场，如西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朝内菜市场、三里河菜市场，买什么都排队。当然，孩子给家里买东西，多属于小打小闹，油盐酱醋粮菜而已，一般不往远处跑。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一些小商店，泛称“合作社”或“百货公司”。
粮食
既然“民以食为天”，就从孩子买粮说起。
当年的粮店，规模都不大。大体格局是并排列有几个箱柜，里面盛着玉米面、白面、大米、豆类之类的粮食。箱柜都半敞着，上面是一个固定的铁秤，下面冲外镶着铁皮漏斗。
那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买粮时，必须持购粮本并付给粮票。粮本是北京市粮食局发的，前面填着户主姓名及住址和指定粮店。然后是一栏《粮油供应标准登记表》，依次为姓名、性别、工种、粮食定量标准。三岁儿童的定量是每月8。5斤，以后随年龄递增。成人标准又按性别、工种、年龄分得很细，从二十六七斤到三十多斤不等，矿工之类重体力劳动者的定量标准好像达50斤之多。粮票是通称，细分为粮、米、面三种，每月按家庭人口的定量发给。
粮价分的也很细。玉米面、小米、高粱米等为粗粮，大米、白面为细粮。玉米面俗称棒子面，每斤一毛一分二，小米每斤一毛四。细粮中，白面分标准粉和富强粉两种，标准粉每斤一毛八分五，富强粉平时不供应，年节每个本可买十斤，每斤两毛一。大米也有好次之分，次米又叫机米，每斤一毛五分七；好米也叫小站米，分每斤一毛九分七、两毛零五和两毛一分四等数档。
当年，家家备有多条容量二三四十斤的米面口袋。半大男孩子，经常充当买粮的劳力。离粮店近的，就连扛带抱带提溜，倒着手把粮弄回家；远的就得借助运输工具，一般是自行车，也有用竹子童车往家推的。有个中学同学告诉我，他曾一次买过三大口袋粮食，用自行车驮回去，车把、大梁、后架子各放一个口袋，我以为他是推回去的，他说：“哪儿呀，骑着。”可见其车技不错。买粮的时候，先写本、付钱和粮票。然后，孩子把面口袋兜在漏斗上，两手撑住。粮店售货员用一种簸箕式的铁制大容器从箱柜里舀出米面上秤，称好了，往往会负责任地问一句： “兜好了没有？”听到“兜好了”的答音后，再把几十斤粮食通过漏斗倒进面口袋里。
如今，面类食品充斥市场，应有尽有，已经很少有人家成口袋地买粮了，粮店的漏斗也成为一种记忆中的东西。那时，除了70年代后出现的切面，所有面食想吃都得自己做，人口多的家庭，尤其是生了一串女孩的家庭，买粮还真是一个难题。
当年，粮食供应标准卡得很死，家家必须粗粮细粮掺和着吃，这与家庭收入多少无关，再有钱，一般免不了吃粗粮。只有一招—吃饭馆。在饭馆吃饭，不分粗细，粮票通用。宽裕的家庭经常打发孩子在早点铺花粮票买火烧一类的细粮成品。棒子面可以熬粥，蒸窝头，和白面和在一起做发糕或两样面的馒头。有个朋友，“文革”期间父母都被停发工资，艰辛度日。那段时光，他们家经常用等量的面票和米票换别人家的粮票，就图棒子面比米面便宜几分钱，粗粮是他家的基本主食。
粮店还负责供应白薯，一年一度。每年深秋，叶落的时节，白薯就该上市了。白薯在孩子看来，是一种稀罕而向往的食品，分红瓤和白瓤两个品种，北京孩子统称为白薯。白薯也按本供应，每五斤需交一斤粮票。四人以下的家庭，可以买五斤粮票的，二十五斤；五人以上，可以买十斤粮票的，五十斤；七人以上，可以买十五斤粮票的，七十五斤。白薯都过磅秤，装麻袋，用排子车往家运。
买白薯的时候，有如孩子的节日。家家的男女老幼，凡能动弹的几乎全体出动，起大早摸黑排队，一般都得排几个小时。有时候上午到粮店，天擦黑才能买到。可想而知，一所粮店只供应几天白薯，所辖的人家，户户不落地来一遍，得多少人。那几天粮店周围全是一堆一堆的白薯和转着圈的人龙。此时，甭管平时日子过得咋样，凸显出孩子多的家庭的优势。四口之家较五口之家，供应量就差出去一半。这山望着那山高，孩子都觉得自己家的白薯堆不够大，恨不得把一卡车白薯拉回家才过瘾。白薯运回家，一般就堆在门后头腾出来的墙角里。有的还用草垫子盖着，这倒并非为了美观，而是储藏方便。
白薯的吃法是多样的，蒸、烤、煮粥、晒白薯干，甚而有当水果似的生着吃。每年那个把月，经常可以在院里看到拿着生熟白薯啃的孩子。当年的孩子之于白薯，恐怕超过了今天的孩子之于麦当劳食品。因为一年只有十分之一的日子能吃上它，无论你家钱多钱少。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油盐酱醋
采购油盐酱醋，也是孩子的基本任务。
那时，每户有一个北京市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所有定量供应的副食品都须“写本”，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一直或一度写副食本。冬储大白菜中的一级菜，过年供应的花生瓜子，一度买两毛钱以上的猪肉，也得写本。
学者资中筠拿她1960年出生的女儿作模特，写了一篇题为《特殊年代的童趣》的文章，对女儿成长中因甩不脱时代印记而闹出的机械模仿的笑话，作了有趣的描述，当中一则就涉及到了“本”：
小女出生于全民饥馑、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她在两岁上幼儿园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亲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时购买日常食品是一件头等大事，样样都需要票证或购货本。从她蹒跚学步之时保姆就常带着她上街购物，往往看到需要的东西，票证或本上的配额已用完，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听到最多的话之一就是“没票！”或“没本儿了！”这两个词自然而然进入了她最初的词汇，以至于形成条件反射，一带她进商店，她就说“没本儿！没票！”惹得售货员说，“这孩子真懂事。”后来发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说简单的话语之后，她常常要自动加上“没本儿！没票！”大概这是她无师自通的词，说得最流利、响亮。今天的人想象力再丰富大约想不到两岁以前的幼儿常用语竟是这两个词。⑤
应该说，自1963年以后，也就是资女士的女儿还没成长到能给家里买东西的年纪，“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已大体过去。某些票证逐渐废止。但还是有若干种生活必须的副食品，一直在凭本供应。粮、米、面、油、布、某些日用工业品，还是凭票供应。大点的，头能高出柜台的孩子，为家里买东西时，经常要带着本和票。尽管那类条件反射的笑话已远离了孩子，但北京的孩子们，对副食本仍不陌生。
如今一体包装的副食品，那时大多能买到散装货。油盛在铁桶里，酱油、醋、黄酱、果酱、麻酱、白酒等，盛在缸里。无论大人孩子，买上述东西，都称“打”。“打酱油”、“打麻酱”，是挂在嘴边的话。路上碰到熟人，常以这种方式打招呼，问：“干嘛去？”答：“打酱油去。 ”打酱油、醋、酒，要拎个瓶子，售货员用木制的定量“提子”从缸里舀出来，通过漏斗倒进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两种，采用这种原始的衡量方式，对于散装液体商品的出售，确实很便捷。打麻酱和黄酱，也都自带容器，一般用吃饭的陶瓷碗，也不必论斤两，孩子把碗往柜台上一搁，说一声“打五分钱黄酱”即可。售货员先称碗，再把秤砣置于刨除碗的分量后应该的位置。麻酱是定量供应的食品，孩子打麻酱时，眼睛紧盯着秤，生怕少了，锱铢必较。称麻酱又比较特殊，多了便缩不回去。好心的售货员故意多出去毫厘的现象，是很让一些孩子难忘的事情。有的孩子打回麻酱，路上忍不住想尝两口，用食指贴碗边蹭一圈，含进嘴里。此动作名“手一下”。
当年的物价之低，以今天的眼光看，是令人瞠目的。副食品中，酱油每斤一毛五，醋一毛，黄酱一毛六，麻酱五毛五。孩子出门买这些东西，从大人手里拿到的钱，少则几分，多不过几毛，想“贪污”余额，机会也实在有限。
家境尚可的人户，一般不打散装的酱油和醋，而是直接买成瓶的。吃完了再换，有如今天的啤酒爱好者。换酱油还是打酱油，是能照出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一面镜子。瓶装酱油又分两个档次，一级酱油两毛三一瓶，特级酱油两毛九。当年还卖一种固体酱油，用水冲兑，一些下干校、插队、去兵团的人回京探亲，临走时，常去成捆地买这种酱油。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咸菜豆腐
油盐酱醋而外，孩子在副食商店里还有两项经常性任务——买咸菜和豆腐。
一般副食店，咸菜的主要品种有北京辣菜（也叫朝鲜辣菜）、辣萝卜条、酱小水萝卜、大水萝卜、芥菜疙瘩、酱豆腐、臭豆腐、腌雪里蕻、韭菜花、虾酱等。咸菜是北京家庭的常备食品，除了早晚就稀饭，一些人家有时也拿咸菜当菜吃。刚蒸出来、冒着热气的馒头，掰开了夹北京辣菜，分外好吃。窝头抹酱豆腐、臭豆腐或韭菜花，也好吃。酱萝卜切丝，用葱花和香油一拌，是佐粥的上品。咸菜都很便宜，五分钱的北京辣菜，能吃几顿，酱豆腐七分钱两块。
当年，豆腐并不是能随便买到的食品，各副食店每周定时供应，同样得排大队。豆腐是大众食品，但很有来头。相传它发明于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之手，历朝都有帝王、大吏、名士和豆腐结缘，有些甚至是生死的情结。金圣叹临刑前，还不忘对儿子说：记住，豆腐干和花生米一起吃，是火腿的味道。瞿秋白也是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最后提到：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世界第一。历史走到70年代，豆腐的风光依然，属于物美价廉、怎么做都好吃且营养丰富的传统食品。那时的豆腐论块卖，盛在苫着屉布的竹屉里，四分钱一块。孩子来买豆腐，要端着锅碗盆之类的家伙，售货员戴着白色线手套，不用过秤，成交迅速。豆腐有南北之分，南豆腐较北豆腐稍软，北京的商店，南豆腐不多见。美中不足的是，北京商店所售豆腐都不是卤水点的，缺少豆腐味，但与如今的盒豆腐比，味道强多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鱼肉禽蛋
严格说，它们也在副食之列，有的也写本。
鸡蛋的价格，长期稳定在每斤六七毛钱。有一度，每个副食本每月供应五斤鸡蛋。
鸡蛋易碎，太小的孩子买鸡蛋，大人未必放心，能打酱油不意味着会买鸡蛋。一般副食店，鸡蛋和酱油醋是一个柜台，盛在垫着干草的木箱子里。买鸡蛋，最好的容器是竹篮子，稳当，有孩子嫌篮子土，是老太太用的，他们买鸡蛋用当年的时髦货——网兜。
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这其实是一个能反映历史和说明问题的物件。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话又说回来，那时，鸡蛋乃“贵重”（不单指价格）食品，一个是一个。顾客的心理是，一个都不能坏。搁今天，两毛来钱一个的鸡蛋，几斤里坏个把也无所谓，十人恐怕有九个懒得码灯箱上照。当然，今天的市民已不必为吃冷冻鸡蛋发愁了。提一下照鸡蛋，或能“照”出历史的变迁。
每个副食店，都会剩下一些蛋壳被碰破，但无碍食用的鸡蛋，叫“硌窝”蛋。这种鸡蛋一则不写本，二则便宜，深受市民欢迎。孩子给家里买别的东西，大人往往叮嘱一句，带上兜子，看看有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