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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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我的一个朋友是育英中学69届学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给同学分拨
复课以后的“闹革命”，远没有到此为止。北京各中学，从建制到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彻底显示出“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校长被打倒，学校行政机构由革命委员会替代，自不待言；中学是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早在一年多前就成立了。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首次出现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百余人的名字签在“红卫兵”三字后面，这些孩子是北京、也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毛泽东曾于1966年8月1 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捎带点名并支持了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彭小蒙。红卫兵的标志，最初是一面印着三个手书体字的战旗，后改成毛泽东手书字体的袖章，别在左胳膊的衣袖上，也有往右胳膊上别的。袖章大多是红底金字，下印一行宋体小字：首都中学红代会。“ 文革”初期红卫兵派别林立，大派诸如中学的四四派、四三派，高校的天派、地派等等，袖章的尺寸和字的颜色并不统一。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袖章上印的是黑字，有一尺多宽，占去多半个袖子。我家附近的一条街出现过这样一幕：一帮“联动”打扮的红卫兵—一色儿黄军装、武装带、黑字宽袖章—飞车而过，却一路高呼“打倒联动！”的口号，令人称怪。复课以后，红卫兵成为全市统一的中学基层组织，学校设大队委员会，班级设中队，袖章化一制作。直到“文革”结束，红卫兵组织都以袖章为标志。70 年代中期，我们上中学时，红卫兵袖章对孩子的诱惑力已呈渐衰的态势，不少孩子入了红卫兵，却不爱戴袖章，寒暑假更是如此。有的学校设值日生，责任之一是就袖章佩戴情况作考勤。1976年暑假，正值抗震救灾的当口，我们班上初三，有一天班长陈凯一早跑到红卫兵中队长张锐家，进门就问：“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张锐被问愣了，半晌想不出所以然，回问：“什么日子？”‘八一八’呀，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日子。今天得把袖章戴上。”他们又去串联别的同学，特地一道上街转了一圈，四五个戴袖章的孩子骑车走在大街上，格外扎眼，频频招致路人的回眸。这时距“八一八”，整整过去了十年。至今，“八一八”这个日子，还能不时唤起“老三届”的红卫兵的记忆。
复课后，以前的学校、年级、班、组，也一度照军事建制各“提”了一格，改称营、连、排、班。赵福琪是70届学生，住在国会街，与汪明的妹妹汪朝是实验一小的同学，他们和69届学生同时升入中学，据他的记忆，北到石驸马大街，南到国会街，东到宣内大街，西到闹市口南街，此范围内的近千号孩子同时进入鲁迅中学（女八中），组成一个连，20个排，69届为1…10排，70届为11…20排，他被编在16排。他去上了几天课，便自以为都太容易，吃不饱，索性逃课，在家铆鱼缸，后来竟因“旷课”被送进了“复课闹革命”学习班（一种后进学生呆的地方）。期末考试，他却和另一个实验二小毕业的女孩位列全班前两名。以前的三好学生，改叫五好战士。课目的设置，语文、数学、外语等依旧，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改为农业基础知识，合称为工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改为生理卫生。开门办学，更是一种根本而深刻的教育机制上的变革。
复课后印发的初一课本，显然是急就而成的，语文课本末尾以“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名义写的说明中，有能说明问题的这样一段话：
本教材是过渡性试用教材，供北京市初中一年级（原小学五、六年级，1968年春季升入中学的新生）复课闹革命使用。因为编写时间紧迫，有关语文知识、课文注解、作业练习等内容，未能编入，有待教师根据本校情况灵活处理。
复课闹革命当中，语文课应当如何改革，各校革命师生可以大胆创造。使用本教材时，可以全部采用，也可以部分选用，或者自编新教材。④
这本新编语文教材有二十三篇课文，目录如下：
一、毛主席诗词四首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七律 长征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心里有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五、祝毛主席万万岁
六、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苏联人民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给毛主席绣旗
“我爱新中国，我爱毛泽东！”
＇附录＇工农兵热爱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
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
九、在震撼世界的喜日子里
一○、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做拥军的模范（《人民日报》社论）
一一、斥“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
一二、收租院解说词
一三、红灯记（革命现代京剧）（第五场）
一四、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
一五、峥嵘岁月稠（结选）
一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汇报》社论）
一七、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一八、纪念白求恩（毛泽东）
一九、愚公移山（毛泽东）
二○、彻底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改
—李文忠同志生前思想汇报提纲
二一、生为毛主席战斗 死为毛主席献身
二二、铺路
二三、破私立公 一心革命
——蔡永祥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笔记日记摘抄⑤
从目录看，这个课本属于“报纸摘要”。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收租院、革命样板戏、老三篇、李文忠、年四旺、蔡永祥，都是当时见报率最高的词汇。到7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时期已经过去，语文课本的内容也已完全不一样了，像鲁迅的作品《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至今不过时的课文，占了相当的篇幅。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变，变，再变
合物理化学为一体的名为《工农业基础知识》的课本，第一面同样是一幅毛主席像，每一章的上方，是用半个太阳图案作花边框起来的一段“ 最高指示”。课文里不时出现黑体字样的毛主席语录，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数学、外语等课本，形式上的变化，也都差不多。
当年的课本，封面多设计为人物，印着工农兵高大的形象。拿到课本后没几天，不少闲不住的孩子就动手“再创作”，一般是不论男女，都给戴上眼镜，或者让年轻英俊的同志长出胡子。
复课不及一年，也就是1968年的夏秋之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的中学。到这年9月，北京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已达三万七千多人。工宣队和军宣队实行轮换制，学校的一把手一般由工宣队或军宣队的队长担任，也就是说，他们在学校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当然，前列的情景，都发生在“文革”前期，有些荒唐的举措自然是短命的。随着运动的渐趋平稳，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若干过激之举得到了纠正，诸如连、排的设置，课目的设置（生理卫生课除外），五好战士，都恢复了以前的名称。大部分校长也获“解放”，被陆续“结合” 进领导班子。但开门办学、红卫兵、工宣队和军宣队等等名目，一直延续到“四人帮”扫除以后。我们上中学时，已届“文革”后期，本校工宣队是由北京供电局派的，我们还赶上了一茬轮换；军宣队未知出自北京军区的哪一支部队，只剩下一位李姓的“政委”，一直担任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据说来校前是某团的政治处主任。他曾在我们班“缴获”过一本《牛虻》，然后借看“黄色小说”为题，给全班训话，其口气和用词与后来反映这段生活的一些电视剧的讽刺场面一模一样，惟一的也是更滑稽的区别在于——李政委操唐山一带的口音。
复课以后，干部子弟及成绩拔尖的学生扎堆的现象已不再存在，一些学校（如男四中、101中、育英、十一、景山等学校）的“贵族气”也随之荡然，学生结构完成了新的排列组合。“劳动人民”的子女，能进最高学府，更能进最好的中学。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女儿的同学中，一定不乏“贩夫走卒”的子女。这其实是毛泽东早就希望看到的。1952年6月14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学校之间的落差被拉平了，学生之间就学的“待遇”也被拉平了，但有些无形的东西，并不能一扫而尽。出自各类门第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又难免生成等级化的变种。紫竹院旁边的曙光中学，以前并不起眼，是一所由小学升格而成的中学，生源来自四片：万寿寺甲2号的东风大楼（总参二部和中调部合并时期的宿舍）、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由杂居户构成的居民大楼（附近孩子叫“居大”）。东风大楼的子女，大多出身“革军”或“革干”，优越感最强；民院和外院的，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逍遥一些，不大靠近主流；居民大楼类似于胡同里的大杂院，那里的孩子，显然与前三个院子的孩子过着两样的生活，他们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红”得发紫，要么痞劲十足。“合一”为同学后，这些学生并没有真的打成一片，东风大楼与两个高校院里的孩子，倒还来来往往，没什么障碍，而这三家与所谓“居大”孩子之间的距离，则有如他们生活质量上的距离，拉得很开。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当年东风大楼的孩子，她告诉我，毕业以后，同学之间的这种来往局面也一直在延续，至今开同学会，还是如此。
在更多的学校，生源并不似曙光中学这样整齐和典型，家庭出身只起着一种潜在和微妙的作用，学生与学生之间，还是以“好”“差”（或曰先进后进）两类来分别。
当时，老师判别学生的优劣，主要不以成绩划界，或者说，成绩仅是个参考值。大体遵守纪律的孩子，便在好学生之列。反之，便不算好学生。好坏学生，经常是分成两拨，泾渭分明。“坏”学生课外的劣迹另说，老师观察所及的是，他们经常旷课，很少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吹口哨，下位子，打闹，起哄，答茬。这类学生为数不多，也不少，一个班总有十来个，占去男生的一小半。每个学校、每个班、每天都会有“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出现，仅是闹事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位朋友70年代在150中上学，他的日记本上还记着某一天班里无故旷课的同学达九人之多。好学生除了遵守课堂纪律，还要积极参与班里的斗争，他们放学后很少按点回家，煞有介事地从事如开干部会、写大字报、出黑板报等等的活动。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学生热衷于此，恐怕与男女生之间的关系不无关系。那时，有男女界限一说，即在课堂上男女生之间不说话，这是一种风气，即使是问一道题，借半块橡皮这样的事情，也极少发生，更不用说随意聊天了。学生无论好坏，表面上都守着这个规矩。而惟一被视为男女生之间“正当”的交流，就是在“各项政治活动中”的往来。像一道出黑板报，一道开学生干部会之类的活动，不论男生女生，牺牲多少时间，心里都是乐意的。尽管一般不会有什么出圈的事情发生，说的也都是一些套话式的大道理，但毕竟是少男和少女之间的搭配。至于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学生干部主要由三套“班子”（班委会、红卫兵中队、团支部）的成员组成。这些“好”学生又大体分成两类。
一类是谢慧敏（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式的学生。刘心武在13中当了15年语文老师，他挖空心思刻绘的这个人物，确具典型性，在北京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有她的影子。我们是在上高中以后读到这篇小说的，不少同学读后马上就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这类学生学习不可谓不用功，但成绩平平，知识面更谈不上，几乎不看毛主席著作以外的课外书（当然，对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也十有八九看不懂，硬着头皮啃，跟形势而已）；他们遵守纪律，关心集体，敢于向包括把《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带到教室里或把奇装异服穿到教室里这样的“不良现象”做斗争，断不了向老师汇报班里的动向；他们笔耕不辍，几乎天天干的事情是写日记，写决心书，写批判稿，写思想汇报，写黑板报，但从不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其“作品”的内容大体是一些套话，开头一般是“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而要对这“大好形势”作哪怕是一两句话的具体判断，他们便会感到茫然。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与斗争意识，引发过不少今天看来无异于笑话的闹剧。
拿我们班为例，中学时代赶上了“文革”末尾。至今逢同学聚会，必有人挑起回忆，似乎百说不厌。有一回话题扯到写大字报，他们都还记得，谁谁谁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