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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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把“黄埔买办”和“夷馆买办”给区分开了。但是买办真正要接到业务，却多少要给衙门里的老爷们一些好处，尤其是海关监督的家人、书办和胥役；同时为了接到业务，也要和行商与通译们打成一片。后者和洋人接触最多，故此能够给买办介绍业务。手下则要有一帮人，通称苦力（Coolies），能够迅速地建造仓库，并且帮助洋人把货物进舱。
为瑞典公司的这条外洋船充当买办的，是坎贝尔到了广州以后，通过广州的行商找到的。坎贝尔和他谈妥的主要生意，就是让这位黄埔买办，在瑞典船停泊的岸边，先建造一座岸上仓库。双方谈妥的价格是九十两银子，大概是包工包料，一揽子的工程。照坎贝尔的话说，这比其他外洋船建造同样的一座岸上仓库，要便宜得多。
前来广州贸易的洋人，通常把这种仓库称为Bankshall，意思是“岸上的大厅”。岸上的大厅也好，仓库也好，总之是个简易的大棚子：大致的尺寸，长是三十五米半到四十一米半，宽是十米半至十二米半，面积有四五百平方。偌大的一个仓库，建造的材料，则全部是毛竹和草席。一般说来，这么大的面积当中，也隔出两个小的空间：一间用于守卫的住房，另一间，则是守卫队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想来如此简易的大棚子，建造并不复杂，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何况外洋船急等着要用。那外洋船，万里迢迢，从欧洲远道而来，一路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和风浪。到了目的地以后，自然要进行全面的整修。整修伊始，先要把船上的来货、压舱铁、船帆，甚至枪炮，都要卸下来，放在这岸上仓库里。如果船上有患病的船员，这个时候也会让他们住到岸上，一是岸上生活毕竟对健康有利，二是可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传染给其他的船员。
雍正十年，外洋船上的枪炮是不用卸除的。有趣的是，和洋人不许下船的事情一样，船上是否需要卸下枪炮，也变成了一种哄皇上的游戏。是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上称，他如何命外洋之船，到港后即卸下大炮；如何禁止外洋之人，把火器带入广州，云云。在皇上面前大大地表功。
事情过了四年，到乾隆元年，刚继位的乾隆皇帝问起这件事情来，说是外洋船到港，一向是把枪炮卸下，这个办法好，应该继续实施下去。
皇上一开始较真，当大官的只好实话实说。乾隆元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鄂弥达，这时候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承认卸下大炮的事情从来没有实施过。理由有两点：一是彼时珠江水面颇多海贼，外洋船需要枪炮，以震慑海贼；二是很多船上，大炮根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能卸下。这第二点理由，多少又有点糊弄皇上。那个时候的大炮，基本都是可以卸下的，比如瑞典船上的大炮，就可以轻易卸下。
这次蓝旗国的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只是一些呢绒布，而且数量不大。这且不说，长时间的航行，船身多少有点损坏，船帆也需要修补。这些事情，都要在到黄埔以后，抓紧时间完成，因为购买的货物，很快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运到。黄埔村那个地方，曾经有专门帮助“修整鬼船”的木匠铺和漆匠铺。见《世界目光两度驻停琶洲岛》，刊于《羊城晚报》2004年4月29日。但是雍正十年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这种服务，不得而知。想来早期的修船补帆的活，还是船上的瑞典海员自己干的。
洋人在黄埔的饮食和生活
下船干活和看守仓库的船员，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船员，还是要生活在船上。虽然都是职业水手，长期待在船上，想来是一件很憋闷的事情，好在不许洋人下船的理论，主要用于糊弄皇上。当地的官府，对这一条根本做不到的禁令，基本上是眼开眼闭。所以船员无聊的时候，大可以下船，在黄埔村一带，四下溜达。黄埔村也算个古老的村庄，早在元朝便有大户人家迁徙而来；当地有胡冯梁罗四大家族，也建有不少祠堂，这种有趣的中国建筑，想来也是十分吸引洋人的。
但是对于水手来说，最为美妙的事情，莫过于黄埔码头附近，有一个专门出售中国米酒的小店铺。欧洲人好酒，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瑞典水手来说，酒这种美妙的东西，乃是一天也不可或缺的。从瑞典带来的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每天喝多少，也有限制。眼下在黄埔锚地，居然有一个卖酒的店铺，怎能不感到欣喜呢。于是乎，瑞典的船员和同在黄埔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大买其酒。
这家中国小店铺卖的酒，洋人一律称之为Samsue。这种中国酒，多半是一种米酒，但是酒性也比较烈，因为这些洋人喝了之后，变得醉醺醺的，整天吵架。吵架还不算，喝醉以后，还不分日夜，放枪取乐。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中提到，洋人日夜放枪，深为扰民。如此一来，这雍正十年的黄埔古村，又热闹，又有点乌烟瘴气。这年年底的时候，新任的海关监督大人一怒之下，下令禁止在黄埔开设卖酒的店铺。此乃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蓝旗国的船员，在雍正十年的秋天，在黄埔基本上享受了一种相当宽松的环境。可以下船溜达，可以买酒喝，可以吵架，还可以放枪取乐。黄埔口海关的官员，基本上是和善友好的，除了不遗余力地捞好处之外，对这些洋人，并不十分管束。甚至对于瑞典公司的大班们，淋成落汤鸡的模样，深夜找上门来，也予以热情接待和帮助。话反过来，要管束这些在黄埔的洋人，必定要由他们的大班出面；而这些外洋船的大班们，正忙着在广州做生意，购买货物，未必有精力来管束这些桀骜不驯的水手。
黄埔买办，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建筑包工头：手下自有一班人，承揽一应事务。岸上仓库建造以后，或者在建造的过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给外洋船提供食品。长途航行之后，船员们自然渴望吃到新鲜的蔬菜和鱼肉：不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在船上很容易生病，这种观点，在雍正十年的时候，瑞典人已经十分明白。因此船到以后，黄埔买办就会向外洋船提供各种食物，形形色色，种类繁多。
从当时的购物清单上看，黄埔买办可以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和其他货物，非常丰富，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当然是食品为主，主要是鸡鸭牛羊猪肉、蔬菜和水果。在美国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的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找到的档案中， 1736年到1738年期间的一份价格单，显示黄埔买办为外洋船提供的食品等货物，多达154种。 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除了通常有的鸡鸭牛羊猪肉，还有野鸡、鹅、鸽子、鹌鹑和兔肉，甚至是燕窝。海鲜有各种鱼虾、螃蟹和鳗鱼；蔬菜水果的种类也很多，黄瓜、胡萝卜、白菜，菠萝、香蕉、西瓜，应有尽有。看上去外洋船上的船员，比当代的瑞典人，吃的东西还要丰富。
有趣的是，这份清单上居然列着一些传统的西洋食品，牛奶、黄油和长面包。莫非雍正年间，黄埔村一带，已经由买办组织生产这些西洋食品了？由此可见，广州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的许多产业。更有趣的是，黄埔村除了酒铺之外，外洋船停泊的季节，还有大量的摊贩，不仅出售各种蔬菜瓜果，还提供剃头缝衣等服务。小贩们甚至能够操夷语，和洋人们大做生意。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巡抚杨永斌的奏折称：“洋船进口俱在黄埔湾泊其附近之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语者于洋船湾泊所处搭盖篷寮货卖蔬菜、剃头。”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除了食品之外，也供应一些灯油、蜡烛、木炭和劈柴，用于船上的日常生活。供应的货色虽然琳琅满目，足以满足需要，但是价格却要比普通的市场价高出很多。黄埔的买办，显然是既要有实力，又要有点本事，能够组织到牛奶黄油这样的食品。更重要的还要有关系：一旦当上了买办，这生意就有些半垄断的性质，半垄断当中，利润固然可观，但是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还是要孝敬官府，上下打点。
公元一七三二年九月八日，雍正十年初秋季节，这样的一条来自瑞典的外洋船，停泊在了黄埔锚地。这也是这个国家垄断远东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进行贸易。虽然在靠近广州的时候，遇到了台风，也曾经迷失了方向，但是最终还是在中国官民的帮助之下，顺利地停泊在了黄埔。对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共计一百三十二次的远东贸易航行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头。
一切看上去都按照这里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蓝旗国来船的情况，官方已经报知了在广州的海关总督衙门。船到黄埔，两岸风光秀丽。该建造的岸上仓库，也顺利建造起来。黄埔买办能够提供的食品，不仅能够补充一路航行已经吃空的货舱，而且十分丰富。黄埔的气氛也基本上宽松随意，船员们能够下船溜达，购买蔬菜瓜果，剃头缝衣，还可以买到美妙的中国米酒。酒喝得半醉，可以吵架，也可以放枪取乐。
和正常情况相比，这条瑞典公司的外洋船，到广州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因此，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未等大船到达黄埔，就匆忙带了几个大班和军官，还有那个自虎门上船的中国海关胥役，划着舢板船，夤夜赶往广州，希望能够用尽量好的价格，签下购货合同。而在广州，雍正十年的岁月，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
蓝旗国大班到达广州城外的外洋贸易镇
却说那晚，蓝旗国外洋船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带领数个大班和军官，还有一位中国海关的胥役，夤夜从虎门附近赶往广州，途中遇到大雨，故在黄埔关的海关人员帮助之下，在停在黄埔的一条中国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他们告别了中国船上好心的船民，继续划着舢板船，向广州进发。
从古黄埔锚地到广州，路途不远，大概是十几里的水路。舢板船毕竟行驶较慢，大概是中午光景，终于到了广州城外的水面上。广州贸易向来的规矩，只准外洋大船上的数名大班，坐舢板船到广州；而且明确不得带火枪进广州。不过实际操作当中，在黄埔的大船上的船员，基本上都可以到广州来开开眼界，因为外洋船在广州建立夷馆之后，通常借口守卫夷馆，让船员轮流到夷馆来住上一些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尽管如此，包括大班在内，洋人的活动，基本上都局限在广州城外。古代广州城的西门外，向来是外商聚集之处。关于广州城西门外的历代对外贸易情况，研究很多，雍正年间的珠江岸线，应该比现在的岸线要靠北很多。因此外贸区域旧址，应该在现在的文化公园一带。大致说来，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个地区是以一条和珠江平行的大街为中心，两边都是商行和店铺，实力雄厚的洋货行，通常建在靠水一边。这样的洋货行规模很大，靠街这边，有大门和铺面，铺面用于收购货物；行内靠江边，则建有小码头，或者称为驳口，专门用平底船，将货物驳到黄埔。船到广州，要先经过一个海关的关口，才能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关口，是粤海关的总关，称为总巡口。
总巡口就在海关监督衙门的眼皮底下，依水而建，这样从各个洋货行运出的货物，必定经过总巡口，便于稽查。但是珠江水系复杂，为了防止从其他水道走私货物，在建有洋货行的江岸西边，同样设立了一个海关的检查口，名称非常形象和直接，称为行后口。
这也就是说，在广州城西南靠珠江的一片区域，前后各有一个海关关口把守，中间沿着珠江，建造了一大片由洋货行和店铺组成的区域。这片区域，外国人通常称为镇子，Town，而把广州城，称为城，City，两者之间，区别十分清楚。但是中文当中，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广州十三行，概念十分模糊，既有指洋货行的，也有指区域的，更有指行商的。如此，暂且把这个地方称为贸易镇吧。外洋船到广州，带船前来贸易的领导人，也就是通常称为大班的，得以进入广州，在这个镇上开展业务。大班到镇上之前，先要找一家洋货行作保人，才能开展贸易，这是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规矩。所以坎贝尔等一众大班，未到镇上之前，就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由哪个洋货行作保人的问题。瑞典大班们提出讨论的行商，根据坎贝尔的说法，一共是三家。当然这三家，都是大班们熟悉的洋货行。第三大班莫福德（Morford）提议应该找陈寿观的广顺行，因为广顺行眼下是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大的洋货行。坎贝尔对陈寿观倒也没有恶感，但是他想到今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下子来了四条大船，英国这样的大公司，肯定会找财大气粗的广顺行作保。这样一来，陈寿观忙着为英国公司的这四条船服务，岂非容易忽视瑞典公司这样的小买卖？因此，坎贝尔明确地否决了莫福德的提议。
上回坎贝尔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广州的时候，得以熟悉的洋货行，一共两家，一家是陈汀观的崇义行，另一家是张族观的裕源行。坎贝尔自认是张族观的老朋友，对张族观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所有行商里面，属于比较诚信的。尤其让坎贝尔感到得意的是，那条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并且在台风到来之前为他们带过路的中国帆船，先行回到广州。他们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告诉了张族观，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大班，带船而来。张族观闻讯，竟派人前去澳门等候。坎贝尔记录中说，在澳门上岸投讯的大副，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相认。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坎贝尔这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是，这个张族观固然是个好人，而且对首席大班坎贝尔先生相当热情，但是张族观的洋货行，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不靠江边。洋货行不靠江边，等于没有路通往黄埔。因为所有的货物，在镇上购买以后，都要通过平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