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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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之说，是值得研究的。
《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早在192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25次会议，根据“马日事变”后湖南出现的严重局面，就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203页。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1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7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根据这个决定，毛泽东由武汉到长沙后便表示：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再徘徊观望。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主张“上山”，并且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5页。
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订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6页。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此大纲对湖南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现在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湘南特委以夏曦、郭亮、毛泽东、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明确提出：“就你处的力量，定出一个秋暴的军事计划，同时中央亦正在为湘鄂计划秋暴的军事。”1927年8月5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受中央委托，与彭公达等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
8月8日，中共中央致信前委，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要求前委“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并“供给相当的饷弹”。1927年8月8日，《中共中央致前委的信》。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对湖南工作作出决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秋收暴动的问题。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向中共中央写了专题报告。
8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致信中共中央，请示湖南秋收暴动的有关问题，包括打什么“旗子”的问题。
8月22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动作”，并“尽可能利用反唐军事势力以打击唐”。192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8月23日，中共中央又致函湖南省委，明确答复：“你们决定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却有两个错误……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见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3～54页。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认真开会研究，最后确定湖南秋收起义计划，并派彭公达到中央汇报。
9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湖南省委来信报告的情况，召开了专门讨论湖南秋暴问题的特别会议，提出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9月6日，毛泽东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日期决定后，立即以中共前敌委员会名义向工农革命军下达秋收起义计划与部署。
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首先由铁路工人按照行动委员会的预定计划，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修水县起义。其他部队接连打响武装暴动的枪声。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进行的。因此，就暴动的时间、范围、办法以及行动计划，都多次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在执行暴动计划的过程中，虽然在起义的时间、暴动的起点和区域以及主力等问题，与中央有分歧或误会，但不能以此为据，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第四，关于所谓由于秋收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毛泽东因“枪杆子运动”被免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的前委职务的记述，也是有误的。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记载，1928年3月上旬，正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执行“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江西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于是，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鲁当时任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作为湘南特委代表到井冈山，哪有权力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呢？
据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明确写有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决定，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已。
中共中央何时做出开除毛泽东党籍决定的？原来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这次会议，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于是做出《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关于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毛泽东这个处分决定，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做出的，为什么到1928年3月上旬才由周鲁传达呢？处分决定是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周鲁为什么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呢？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那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是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的，从上海传到湖南，颇费时日。周鲁到宁冈要通过白区，不能随身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只能凭记忆进行传达，因而把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误传为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1927年4月上旬，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在湘南特委看到了这个中共中央文件，方知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的决定。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谈及上述这件事时说：
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句，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见1991年第3期《党的文献》。
从上述情况来看，撤销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职务，不是因为所谓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问题，而是瞿秋白“左”倾错误造成危害的结果。
哪一天为秋收起义纪念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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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秋收起义的暴动日期的确定，以及到底应以哪一天为秋收起义的纪念日才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的著作中，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1927年9月9日是秋收起义的暴动日期，因此应把9月9日作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有的则认为，是9月10日。而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1月出版的《黄洋界保卫战》一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湘鄂赣粤四省各地农民秋收起义并无一个统一的暴动日期，应以哪一天为秋收起义纪念日呢？毫无疑问应以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9月11日率领部队从铜鼓向浏阳进发为这一伟大的历史纪念日。而这一天与湖南省委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10个农民团暴动出发的日子是一致的。如用别的什么日子为纪念日，就没有什么历史根据了。刘型著：《黄洋界保卫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8页。
那么，秋收起义到底有无一个统一的暴动日期呢？据查证，关于秋收起义的时间问题，中共中央曾有两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另一次是192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强调：“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9月12日发表于《中央通讯》。
根据中央的指示，两湖省委都制订了特别的暴动计划，决定：“鄂南决于9日发动，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11日齐起发动。”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1927年10月8日，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向中央呈送的《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公达在常委的提议是9日破坏铁路，10日各县暴动，13日长沙暴动。理由是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的力量。这个提议经过约一小时的讨论，各部不赞同，遂作如下之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此暴动计划执行情况怎样呢？彭公达在《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写道：“湖南的暴动9号开始……安源10日发动，发动之后，工农军即开始向萍乡县城攻击……驻在铜鼓、修水一带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11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于11日暴动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陈永清，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中共湘潭县委委员兼东一区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是中共中央信访局顾问。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株洲曾当面向株萍转运局局长朱少连和陈永清部署秋收起义计划。根据陈永清的回忆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的记载，秋收起义正是这样暴动的。即：秋收起义是从破坏铁路开始。9月9日，在行动委员会的统一布置下，长沙60多名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了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间的铁路；10日，继续破坏长岳段铁路；11日，又破坏了株萍铁路。起义群众拆除铁轨、切断电线、炸毁桥梁，使长岳、株萍铁路陷入瘫痪，直至15日，两路仍不能通车。起义群众的破路行动，有力地钳制了敌人的军事行动。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46～147页。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9日开始的破坏铁路及通讯设施的行动，只能是作为正式起义的前奏与准备，不能作为正式起义的开始。正式起义应以战斗打响为标志。这种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值得商榷。因为9日开始的破路行动，是秋收暴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可忽视。
从秋收暴动的全局来看，参加秋收起义驻江西修水的卢德铭兼任团长的第一团，于9月9日正式宣布起义，打响了秋收起义的枪声，从修水出发，进取平江，做右翼；驻安源的第二团，9月10日暴动，从安源出发，向浏阳集中，做左翼；毛泽东亲自率领的第三团，于9月11日在江西铜鼓暴动，然后和二团会师攻取浏阳。
根据上述情况，无论是以9日破路行动作为秋收暴动的开始，还是以第一团9日正式宣布起义打响枪声作为秋收起义的标志，都应以9日作为秋收起义的纪念日。如果以11日作为秋收暴动的开始，那么，第一团于9日打响起义的枪声，当天进军平江长寿街；10日到达渣津。第二团于10日暴动，当晚进军萍乡发起强攻，不算是秋收起义的行动，显然是不行的。
第三团于11日暴动，经过激战，胜利占领白沙镇，从战斗规模来说，没有第一团攻打平江、第二团强攻萍乡规模大。
这些都说明，应将9日作为秋收起义开始的标志，把11日作为历史纪念日是不恰当的。
毛泽东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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