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的年代-宋朝军事故事探秘-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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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朝廷催战的指令不断下发,并以“逗挠”罪名指责种师中。种师中叹道:“逗挠,兵家大罪,我结发从军,今天老了,怎能忍受担当此罪呢?”于是立即动身,和姚古、张灏另两路人马约好会战太原,由于缺乏准备,辎重也未能带上。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五月,种师中在离太原百里的榆次遭遇了金军主力,而原先约定的姚古、张灏军均未赶到。种师中令麾下队将张俊进战。张俊,字伯英,曾在西军名将刘法麾下效力,后投靠秦桧,参与陷害岳飞,其铁像至今仍跪在西子湖畔。不过早年的张俊还的确是位骁勇善战的猛士,他领兵出击,一阵砍杀,金兵被砍得哭爹喊娘,死伤累累,宋军单战马就缴获了上千匹。张俊向种师中建议乘胜追击,但小种性格比较稳健,所以没有同意,参谋黄友说:“地非利,将三面受敌。”种师中也不听,黄友仰天长叹“大势去矣”。次日,金国铁骑数万,黑压压冲了过来,矢石如雨。宋军由于辎重未行,军赏和粮草不足,且新兵较多,军纪较差,据说不少军士拿随身军器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类到市肆换取熟食。三日内官府就查收得器械四千二百余件,因此金军主力一冲击,种师中大阵前列的右军和前军就很快被击溃。种师中带领亲军死战,最后身边只剩下百人,身被四创,绝望的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选择战死来捍卫种家军最后的荣誉。幕僚黄友被擒后也遇害了,张俊带领数百名士兵,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得以脱险。种师中战死后金兵各个击破了张灏和姚古,宋朝援救太原行动受挫。金朝见宋朝战败,遂以宋朝没有履行和约为借口,再次发兵侵宋。种师道拖着病体,忍受着丧亲之痛继续在为抗金积极努力。他向宋钦宗建议赶紧离开开封,去长安暂避,这一个理性的建议却又再遭否决。面对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面对政治上的失意,身患疾病,操劳过度的老种终于耗尽了最后的一点精力。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种家军最后的传奇人物种师道病逝。老种、小种悲剧性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北宋帝国的辉煌终于化成了灰烬。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开封被攻破,次年四月宋徽宗、宋钦宗二帝随金兵赴塞外,最后在五国城(黑龙江省的依兰县)度过了凄惨的余生,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七年后宣告灭亡。然而宋朝军民的抵抗并没有停止,岳飞、韩世忠、刘锜、吴阶等新一代优秀将领,脱颖而出,最终力挽狂澜,建立了南宋王朝。
北宋一朝在文化、经济、也包括军事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一个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朝代。北宋周边强敌林立,契丹、西夏、吐蕃部落等虎视眈眈,他们之间多次爆发了战争。为了抵御外侮、开疆拓土,北宋王朝涌现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字在民间以评书、戏曲等方式传颂,激励着后人,比如杨家将、狄青等。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因为各种原因往往少为人知,比如秦翰、田重进、章楶等。本书介绍的一些人物,可能大家会稍有陌生,但是他们同样值得我们传颂。南宋王朝建立后,又相继和女真、蒙古进行了殊死较量,这其中的故事将在南宋部分中进行介绍。
南宋部分
第十四章 富平之战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初一,南宋的东京留守宗泽病逝。宗泽是婺州(今浙江义乌)人,出身农家,年少时发奋求知识,年长后发奋得罪人。他先是得罪了主考官,结果考公务员时被置为末等。后来又得罪了当朝皇帝宋徽宗,他明知宋徽宗是个狂热的道教“粉丝”,可奉命建道观的时候不光是消极怠工,还有很多的腹诽,徽宗听闻后龙心大怒,直接把他从官籍中“除名”。直到金国开始全面伐宋,徽宗才想起已是六十八岁高龄的宗泽,把他派到前线河北磁州任知州(今河北磁县)。但宋朝的糜烂,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金军很快攻破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随后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庙号高宗,赵构即位后,便实行了“划江而治、退避东南”的政策,跑路,成了他和他的朝廷的唯一重心,以至于他和左右两个宰相黄潜善与汪伯彦一路从北方狂逃至扬州,浑然忘了爸爸宋徽宗正穿着青衣给金人上酒,浑然忘了妈妈韦太后正在浣衣局里搓衣,也浑然忘了哥哥宋钦宗正在咬破手指写着血书。开封的防守大任便降到了宗泽的身上,宗泽一边整顿城防,联络两河义军,收编溃兵散勇,创立了东京留守司军,这支军队以后成了南宋军队中的精锐部队。一边不停地上书要求高宗从行在扬州还都,主持北伐大计。
这一年当中,宗泽每个月都按时按量地上两份奏章,一共上了二十四份。面对着这些慷慨激昂的奏章,高宗的应对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不报”,就是不理会,装傻。第二种是“忧诏答之”,就是先敷衍一通,隔天再继续装傻。到了建炎二年的六月,这个月宗泽再没有上过任何奏章,背上毒疽的疼痛尚且可以忍受,但心力的交瘁已经熬尽了他的生命。瘦弱得如一截枯木的宗泽半仰在床榻上,喃喃自语道:“千古之羞,千古之羞。”他混浊的眼睛里滑出两滴清泪,一再长叹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逐一环视屋内的部将和下属(当时年轻的岳飞也在其中),大呼三声“过河”,然而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一个时辰后,宗泽怀抱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宗泽死后,朝廷先将原北京留守杜充改为东京留守。杜充是两宋之交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和宗泽一样,也是哲宗朝的进士,“靖康之难”时正任沧州知州,宋金交战期间,沧州地处前沿,有很多从燕云十六州逃难过来的汉人百姓来奔,杜充考虑到其中有细作,便充分发挥了“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的精神,凡是来奔百姓,统统杀死,不留一个。杜充不但如此严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金军第二次伐宋时,他负责镇守北京大名府,他四处宣称自己的主张“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可当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一来,杜充仍然没有打破自己亲临战阵为零的纪录,后人吕中评曰:“(宗)泽在,则盗可为兵,(杜)充守,则兵皆为盗。”杜充继任后,既不修城,也不练兵,致使两河的义军被金军逐个击破,他唯一的法宝便是开决黄河的堤坝,妄想用滔滔的河水来阻止金军的日益逼近。这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反而淹死了很多百姓。
高宗一伙躲进扬州后,便日日醉生梦死,他大概是吸取了爸爸徽宗的教训,所以在玩乐的同时大力标榜自己的清心寡欲,勤政爱民。他先是要太监把一袋珍珠投到河中,随后又要太监在扬州最热闹的地方把一套高级桌椅给焚烧了,以表示自己是多么的勤俭持家,爱民如子,并用那炉火纯青的演技再三地宣布自家“天生就不喜与妇人相处”,可实际上,就在前几天,便有几位大臣上奏劝高宗不要在民间大选秀女。高宗的回答是直接把他们流放了。到了建炎三年春夏之交,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翰派完颜拔速离和耶律马五等军急袭扬州,得到消息的汪、黄二宰相连忙告诉正在行宫中胡天胡地的高宗,高宗当场就吓得魂飞魄散,这次的惊吓,着实威力很大,导致了高宗龙脉的断绝,从此阳痿,没有了性能力。尽管高宗痛不欲生,但逃命仍是最要紧的,所以他又一路狂奔到了杭州。
御营前军军官苗傅和刘正彦随着高宗东躲西逃,早就窝了一肚子的腹诽,在杭州后还要陪着笑看那些皮肤白皙,体态臃肿的宦官们射鸭,最主要“美官”老没自己的份。随后在钱塘观潮那天,各领着兵爆发了。他们以三国时期的袁绍为榜样,围住了皇宫,“凡无须者皆杀之”,杀得仅留下了十五个非常有福气的宦官,苗、刘同时逼迫高宗下位,把隆祐太后请出来垂帘。这次政变,震动了朝野上下,当时的礼部侍郎张浚正在平江府督兵,闻变后立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发兵勤王。苗傅和刘正彦便派了一个深明大义、义字当头的好刺客去刺杀张浚,张浚是进士出身,从小也没练习过黑砂掌和轻功水上漂,打不过,亦逃不了,遂准备引颈就戮,刺客便说:“我知你是好官,今夜不是来杀你,而是特意来警告你,我走之后,你应该多招聘几个保镖,苗、刘二人还是会继续派人来杀你的。”刺客的话音刚落,便“摄衣登屋,屋瓦无声”地飞遁了,足可知是一个武林高手。
章回体的小说中,经常说办大事的人是一计不成,眉头一皱,又生一计,可惜苗、刘不是这类型的人,刺杀一计不成,眉头皱又了又皱,皱得一塌糊涂,却再也生不出另外一计,两人对坐互相埋怨了半天后,便领兵出城逃命去也。可惜跑路的能力又远不及高宗,没逃多远,便被韩世忠捉到了,上了刑台。张浚等人进城后亲至后宫中把高宗请了出来,高宗先是抓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了一番,随后又满腔哀怨地把自己手上被开水烫伤的伤痕给张浚看,大骂苗、刘二人不光虐待了自己的肉体,还摧残自己的精神。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年仅二十三岁的高宗便经历了丧失性能力、政变、追杀等人生惨事,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建炎三年的六月,他终于下了一到罪己诏,向全天下臣民承认“朕躬凉德,未经远图”,接着把张浚提升为知枢密院事,这年张浚才三十三岁,宋朝自从寇准之后,就再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执政。当时南宋的国运已经跌倒了谷底,退逃到东南地区的南宋朝廷甚至连一个暂时安稳的容身之所都没有,为了救国,更为了保命,当时无论是抗战派还是主守派都提出了很多的主张,比如有人提出要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便会大大的提升,有人提出杜充是一个强大的硬汉,把抗金大任交给他一人便足矣,有人提出且战且避,有人又提出了边战边和,有人提出了迁都鄂州,有人又提出了要迁都杭州,总之吵吵闹闹,莫衷一是。
平定苗、刘之乱的张浚,已经获得了高宗最大的信任,一跃成为抗战派的领袖人物。他集中了大多数抗战派的主张,提出了经略陕西,从侧翼出击金国,以缓解金国对东南的直接压力的主张。高宗正在担忧金军对东南即将发动的攻势,所以对于这个主张便很快地同意了,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命张浚为宣抚川陕,并拥有便宜行事的大权。
富平会战(三)
在宋朝人的眼中,陕西是出精兵良将的地方,南宋初期许多的名将,如韩世忠、吴家兄弟、刘琦、杨政、李显忠等都是陕西军出身的,陕西的兵,被称为“西军”,所谓西军,是指在北宋中后期,由于和西夏的连年交战,朝廷在陕西一带前后部署了兴军路、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和熙河路等六个军区,使得陕西成为宋朝精兵健马汇集之处,西军也渐渐取代河北军与河东军成为宋朝最精锐的部队。
金军攻击陕西,是从建炎元年开始的,金帅完颜宗翰亲率西路军强渡黄河,攻克洛阳,随后分兵以完颜娄室率领西路军近一半的兵力进攻陕西。完颜娄室先率部驻于河中府,自率万余骑兵趁夜踏冰过黄河,攻下了京兆府,陕西大震,一些大将和守臣纷纷投敌,但泾原路的将官曲端却在这时脱颖而出。在南北两宋之交的乱世中茁壮成长的曲端,身经百战,有丰富的临阵经验,也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质,可惜他的大部分精力并没有放在抗金救国上面,他每天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的事情便是如何广结善缘,保存实力。他挤掉了中央的特派员王庶后,吞并了地方义军和许多山贼,经过几次陕西军政官员的大洗牌之后,他不但没有被洗掉,反而越来越强大,实际上已经坐上了陕西大军第一把手的位置。张浚到来之后,便马上让曲端实至名归了。
张相公陕西之行,用赵鼎的话来说,是“半天下之责”,赵鼎这话略带着酸意,后来他自己去主持川陕政局时,要钱没钱,要人无人,气得他破口大骂:“张浚入蜀时就可以拿那么多钱,我今天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不是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入蜀吗?”赴任后的张浚马上在川陕政局展开了一轮大洗牌,他把川陕的钱粮兵马都交给有经济大才的赵开打理,让他作后勤部长,接着先后罢免了熙河军区的长官张深,环庆军区的长官王似,提拔了一大批西军中的少壮派,如名将刘仲武的儿子刘锡和刘锜,曲端手下的爱将吴玠和吴璘等人。最后他登坛拜将,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此时的张浚是真心诚意地想在军事上倚重曲端的,所以当他看到曲端上坛受封,坛下将士欢声雷动的景象时,感动得一塌糊涂,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北宋末年开始西军六路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局面,而他的“天下可定也”伟大宏愿也已经迈开了最坚实的第一步。
看上去很美好,其实往往是脆弱的,正如张浚和曲端的关系。从推崇备至到恨之入骨,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具体的事件有二,第一是张浚在川陕大洗牌之后,曾派心腹张彬去试探曲端的战略意图,张彬对曲端说:“您常觉得西军六路互相不合,财用不足,现在张相公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应该举行一次会战,以完全消灭在川陕的金军。”
曲端却回答说:“你这个想法就错了,现在张相公虽然已经合并了六路之兵,但兵还是从前的兵,和一向善战的金军相比,没有必胜的把握,我觉得应该按兵据守,再经常派奇兵去袭击金军的据点和屯田,几年之后,才能一举得胜。”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是张浚一直有要举行会战的想法,第二点张浚是个“军事小白”,他所在乎的是兵力的多少。而曲端的发言无疑更俱专业水准,他所依据的是兵力的强弱。再者,西军以步军为主,其强项是山地的运动战,金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