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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古代战争史 作者:魔鬼门徒-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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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由于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话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军官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活,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猷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式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总而言之,既有阴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式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一稍为休憩而转变一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当…止”。这些姿式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拍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式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击西,出其不意。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12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伕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4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文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镋钯”。“镋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锐把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土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则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戚继光在前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000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乌铁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铝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怫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钱把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析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人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没成族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验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乌铁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前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前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变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前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
戚继光,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四年(1555)调往浙江抗倭,任参将,镇守宁、绍、台(今临海)三府。他鉴于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至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四十年(1561),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次年奉调援闽,连破倭寇巢穴横屿、牛田、兴化,闽境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两年后再援福建, 破倭寇巢穴平海卫(今莆田东南),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此后转战闽粤沿海各地,终于解除东南沿海倭患。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明廷特召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16年间他整饬防务,加强战备,修筑御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成一支车、骑、步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使防御巩固,京师(今北京)安全。后被排挤、诬陷夺职。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一月五日病逝于登州。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为兵家所重视。
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到倭患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不久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嘉靖三十五年(1556)9月,倭寇800余人侵入龙山所,他率军迎击,接敌没几回合,明军怯战,纷纷溃退。危急时刻,戚继光纵身跃上一块高石,连发三箭,将3个倭寇头目射倒。倭寇见状,仓惶撤逃。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勇敢的农民和膘悍的矿夫共3000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队是基本战斗单位,队员按年龄、体格分别配备不同的兵器,作战时,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配合作战,攻守兼备,进退灵活。这种战斗队形能分能合,人称“鸳鸯阵”。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队伍很快成为军事劲旅,人称“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所部九战九皆,取得举世闻名的台州大捷。倭寇们心惊胆战,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次年夏,率戚家军南下福建,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人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升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是年11月,倭寇2万人围攻仙游,戚继光“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振中国海疆,倭寇望风而逃,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隆庆二年(1568)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到任后,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缁重营,并使各营成为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协同作战的合成军。同时,在旧长城的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断修筑重城重墙,并在长城沿线创建了空心敌台,从而真正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坚强防线。他在北方御边的16年,“边备修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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