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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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　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6）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30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　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报》：　《向日本追讨血债铁蹄统治受害汇集力量争取》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50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100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50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1984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　《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老铁人亚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朥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　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7）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　　　　　
第四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50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50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陈良炳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庆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330306085185。现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