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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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 B 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600万。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很可能对英国史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就是说，彼方的改革与设施，短处和长处大凡能对中国此后发展有长期性推进的功效之处，已应视作中国历史之一部分，不妨编辑采用，研究中国的历史家（不一定是中国人）或能继续朝这方面进展。并且中国历史规模之大，其赋予历史家之广幅胸襟，最能与西方历史家注重精微相平衡。本人不过以客观的立场在既定题材内重新安排众所周知的事迹，以适合于本书之体制，并融出前后一贯的看法，还谈不上重写历史。
1603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去世，都铎（Tudor）王朝断嗣，王位由詹姆士一世接继，是为斯图亚特（Stuart）王朝之始。詹姆士系伊莉莎白之侄孙，依西方习惯通称堂表弟（cousin），自兼苏格兰国王。这也是朝代国家的办法，英、苏两国此时尚未合并，各有其司法立法行政机构。
詹姆士以学者自居，曾御制《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TrueLaw of Free Monarchies），极度的宣扬君权神授。书中阐释君权产生于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前，也高于私人财产，所以自由君主不受外界帝王之干预，也不受臣下的要挟约束。他这专制独裁的作风，与很多希望自由与解放的国民冲突，使斯图亚特王朝在大众关系之中陷于不利的地位。
概略说来，以后内战诚君和成立民国之各种远因，在詹姆士一朝都已埋下伏笔，有些因素，尚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
社会本来是一种混合性的封建体制（全国划分为县〔shire〕，也有民兵＇militia＇）。这种封建是中国历史里所没有的。有些欧洲学者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侵入欧洲西南时，与罗马帝国的残骸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其下端显示着部落组织的型态，其上端却又隐约表现着若干全国性的中央结构。这种制度的最大特征，为带有契约性质的从属关系，例如陪臣（vassal）之对领主（lord）的骑士勤务（knight service），每年有40日的义役。13世纪的大宪章（Magna Carta）又将国王的权利详细规定，也是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之精神。
可是到詹姆士嗣位时，以上情形早已改变。骑士勤务原来是因为陪臣有采邑（fief或fee），可以以土养士。这也只能行于中古战事带着竞技性质，动员简单后勤的马虎条件下，最迟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前已失去作用，否则爱德华三世用不着向意大利人大量借债（详第二章佛罗伦萨部分）支持他的军事。
大宪章自1215年公布之后曾经同位的君主稍加修正，依例颁布，不下40次，可是一到都铎王朝，即未再提起。原来都铎王朝两位有力量之君主，亨利八世及伊莉莎白一世，父女在位83年，占16世纪之大部分，他们深得民心，亨利在宗教改革时没收了很多寺院的田产，在位时已卖出一部分，伊莉莎白又继续卖出。她个人采取稳健的政策，以机智圆滑的态度对付议会，因此都铎王朝从未发生皇冠与立法机关的冲突，延至斯图亚特王朝冲突才爆发，而伊莉莎白死时尚负债40万镑。
英国的议会，本来不能算是立法机关。中世纪的习惯，法律统有过去之成例，凡是以前未曾做过之事，现在有人提出质问，则不能做，也无需立法机关。国王召集议会，全系由于特殊问题发生，需要各界代表参与磋商，有时也倚之判决特殊案件。召集也不定期，议员到会也只算是一种义务。上议院为贵族院，为有爵位及高级僧侣之集会。过去全国土地大部分在他们名下，所以地位重要，现在则爵禄名位由国王颁赐，也可以出钱购买，总之上院控制的财富日削，其威望也因之陵夷。下院为平民院，成员为各县乡绅，每县二人，称为县之骑士（knights of the shire）及各自治市之市民（burgesses）。他们地位日高，是因为全国财富逐渐落入他们手中。内战前夕，传说下议院的议员论及上议院曾说：“我们可以拿三倍的价格把他们买过来！”所以以后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多起于下议院。
既为封建制度，其政权与裂土分茅的形式及土地占有平行存在，地产也不能随意变卖。但在中世纪，很多人利用技术上的漏洞，脱离此种束缚。名义上不出售，卖方仍自称领主，而将土地“封”给买方，约为陪臣，得价之后，只责成他供奉一点名义上的义务，就完成了应有的契约关系，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也可以算数。一位法制家曾说，英国习惯法比（monlaw）的法庭“用虚构的事体堆在虚构的事体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由来已久。
一到16世纪，封邑（manor也可以译为庄园，可是与中国庄园的性质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买抵当，可是内中又有无限的复杂情形，其症结则是封建制度虽早崩溃，但很多封建习惯并未消除。所谓“终身产业持有人”（freeholder），情形尚属简单，直率说来他们即是占有土地之业主，得以自由买卖，也可以自由继承（按理如直系亲属死尽，应将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实上无法执行）。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对封邑应纳之地租，但为数之微已不值得过问。最成问题的是“副本产业持有人”（copyholder），他们大都是穑夫（villein，本书不称农奴，而从serf音译，详第三章）的子孙，因为过去封邑记录内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持有抄本，或称某人某处有此抄本，即以为根据，占用土地。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据，将之驱逐，或科之以佃费，称为“罚款”（entry｜fine），要不则强迫他们径改为佃赁，又将佃赁期间缩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续佃。可是在封建时代，穑夫虽没有领有土地，但他们祖孙有耕耘斯土的权力，亦非改成佃赁即可驱逐之。虽然他们对封邑承派有义务，这种义务有大有小，各处千差万别，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他们一般缺乏安全感，是内战前后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英国农作物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上涨4倍至6倍，而且上涨趋势尚未遏止。加以上述土地主权与租赁关系复杂，此时地产之经营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农场百年之内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则全未增加。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除了耕作人食用之外，大部分维持了有关人物各别的社会地位，很少的人用商业交换的方式谋利。这种情形在都铎王朝已经改变，至斯图亚特王朝变化更大。因为这国家已逐渐从自然经济进展为金融经济。
圈地（enclosure）在过去被认为是使小农流离失所，成为社会骚动的主因。因为圈地取消公地（mon），小民失去牧场，而分得的私地小而不便经营，只好低价卖与大地主，所圈之地全部改为牧场，又减少劳力之需要，引起失业问题。但据最近的研究，则事不尽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为农民自动发起，从农场改为牧场和从牧场改为农场的情形都有。还有圈地之后，用灌木构成树篱，增加排水沟，改变地形，并不减少工作，还需要更多劳力。总之圈地开始于16世纪之前，经过17、18、19世纪，到本世纪初期才完成，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之步骤。17世纪的问题大都由于封邑拆散分割买卖，所买卖的特权含糊不清，佃户又将土地分割遗传，而习惯法庭只承认现今占有人的使用权（seizin），无法澄清所有权。这样一来，一般农民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也被退佃。有些封邑之主人则不知地产究在何处，也找不到承佃人。按固定收入生活之地主早已入不敷出。此时尚有投机的地主和做官经商的地主在混乱之中得利，成为新的乡绅阶级（gentry）。
农村经济不能与新兴商业合流，也是社会陷于混乱的一个原因。习惯法的成例，农作物只能通过设定的市场以“公平价格”出卖，不得私自交易，市场的组织不能重复。此时城市人口激增，如伦敦自1500年至1600年自60000增至20余万，40年后再增一倍，其供应关系与以前已大不相同，16、17世纪的流动商人（wayward merchants）对各地区间经济的沟通有相当贡献，只是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习惯法原为封建社会的产物，没有应付现代商业的经验。没有适当的程序处置动产，在继承人典当后则将产业交付贷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权。破产与保险当然都谈不上，即是控诉对方违约，也须证明本身实际亏本，因违约而丧失的机缘则不能算数，而且诉讼的时期往往很长，动辄10年。另外，社会对流动商人仍相当歧视。
以上各种迹象显示，英国在17世纪初期所遇的困难固然可以视作一种法制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已进化，法制未能赶上，引起脱序现象。可是实际上的发展，早已经超过这样的概说。其牵涉的不仅是法律和制度，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辖社会体型的本质。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之16、17世纪与中国之19、20世纪有其相似之处。上层人物尚在争辩如何对付这问题，下层组织早已脱颖而出，其发展超出当事人之历史经验，才有内战之爆发，而且其争端还掺杂着很多宗教色彩。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因财政困难而召开议会，待议会批准新的税法。根据中世纪的习惯，平时国王以他自身的收入支付费用。历来英王皆是全国最大的地主，直接操纵1／6的地产，都铎王朝没收寺院产业时，尚可能多至1／5。但经过近百年的变卖、损耗，加以残存的土田多分散，此时复难发生租赁之功效，大概国王传统性质之收入，每年不过20万镑，再加上关税，即所谓的“吨税和磅税”（tonnage and poundage），亦即船钞以吨计，进口货物以磅计，每年约可征收20万镑之数。但国王之开销，在17世纪初年之平时，也需50至60万镑。如果爆发国际战争，则军费一项动辄100万镑。英国此时仍无常备军，海军之组织才刚有头绪，所以王室的财政主管捉襟见肘，经常负债100万镑以上。也有人说国王生活奢侈，对宠信的人赏赐过度，不过这些指责不能否定其背后的一个事实，即：财政组织过于陈旧，无法融合于政府的功能亟待展开的时势。
伊莉莎白在位之日，只授权议会讨论财政税收，大凡宗教与外交事宜由其全权处理。一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权力大减，国王因财政问题召开会议时，议会往往在答复国王财政需要之前，质问其行政方针，而在争辩时提出宗教与外交事宜。这一方面固然是詹姆士父子不得人缘，一方面也显示时代已变，17世纪英国已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其臣民已不再漠视这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事体。
17世纪也是清教徒活动的时代，世纪一开始，英国的国王、英格兰教会和各大学站在一边，议会与清教徒在另一边形成对立。可是一提到这题目，历史家就感到困难，因为清教（puritanism）本身是一个不容易捉摸的名词，即专家亦称其“靠不住，无从证实”，有些人又认为它是“高利贷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的泉源，其潮流则可以领导进步之民主及社会之骚乱”。诚然以上情形都在英国之17世纪发生，可是说者却不知如何将这些互不牵连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陶尼曾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是以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