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悬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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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苍水先生自1645年即顺治二年以后，直到他就义杭州，再不曾北上渡过黄河，更没有到过北京，与新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对满族皇家与贵族的生活习性和种种故事，他只能是耳闻而非目睹。苍水先生是抗清义士、南明大臣，又是一位诗人。诗人作诗，必须有想像力，必须渲染、夸张。都说诗言志，好诗人的诗，必定浸透了作者浓烈深厚的感情。所以只凭这首诗便认定太后下嫁是史实，似乎难以服人。
要是身为敌国大臣的张煌言都能听到太后下嫁的传闻，足以证明此事在当时确实沸沸扬扬。尤其在反清情绪十分强烈的汉族地区，人们以此为笑谈，指斥新来统治者的悖德乱伦，形成议论太后下嫁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
清末，社会风气渐开，一些禁书逐渐流行。张煌言的《苍水诗集》出版，建州宫词重面人世，言之凿凿。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教育部整理旧礼部所积的历科殿试试卷，发现清初时，凡抬写皇上处，都加抬写皇父摄政王。于是轰然传遍，都认为既然有皇父之称，摄政王必定娶了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后来大库红本尽出人间，人们发现顺治五年以后，内外奏疏中，也多称皇父摄政王。时值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之际，太后下嫁便又一次成为丑闻，成为抨击清朝腐败统治的一颗有力的子弹。和其他历史事件相比，这故事带有“脏唐臭汉”的宫闱秽史味道，又是“偷小叔子”类的桃色新闻，所以流传格外广泛长久，格外令人们津津乐道。
本世纪30年代，清代各朝实录全部面世，清世祖实录里，不但没有太后下嫁的踪迹，皇父摄政王称号的来历也十分清楚合理。太后下嫁之谜仍然还是个谜。
纵观我国历史，凡是敌对势力，无论争夺地盘还是争夺全国统治权，除了军事对抗之外，也很重视政治上的打击。称之为对敌方的揭露、批判、抨击，其实也可能是诬蔑、丑化、诋毁。这里面有正有误，有真理有偏见。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理清头绪，以弄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这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事。
三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岁月的流逝理当涤去蒙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那些历史偏见和民族偏见，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评价。
近些年，对太后下嫁事件的观念已有很大改变。但说下嫁者与说未下嫁者仍然各执一词，不能相下。双方各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分析考据。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4）
不久前得到一则史料，说是宣统初年，内阁储存档案的大库围墙塌圮，当时任阁读的刘启瑞奉命检查库藏，从中得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便向朝廷作了报告。主下嫁说的研究者便认为疑案得到了解答，有了直接的证据。主未下嫁说的学者们并未认输，因为下嫁诏书只这么提了一句便没了下文。除非亲眼看到这件最重要的、货真价实的证据，否则下嫁说仍不能成立。
还是把目光投向历史吧。
近些年，史书史料的挖掘整理有了很大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丰富极广泛的基础。只要较为深入地进去走一走，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要比传说中的故事更错综复杂、更曲折多变。
这里，把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摆一摆，谈一谈，或许对有兴趣追寻太后下嫁之谜的读者有点帮助。
游牧民族婚俗（1）
说太后下嫁，先得说说一个民族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
故事的主角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活在典型的草原文化环境中。所以得先介绍草原上的婚俗。
每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注满了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谁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的民族的习俗。因为你没有走过人家祖祖辈辈经历的路，你没有处在过人家的历史环境，你就不懂得这些民族习俗产生的必然和合理。
许多人以流浪游荡来形容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有些人出于猎奇，对西藏的天葬窥伺、曝光，大加渲染，殊不知这是藏族同胞丧葬中的最高一等，是在实践佛家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
早期的蒙、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地广人稀，行数日、行数百里而不见人迹是常有的事。风雪严寒、干旱瘟疫以及频繁出没的凶猛野兽，都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成致命威胁，所以人与人的互助就格外重要。长期的艰苦与贫困的磨炼，养成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性格，那就是粗犷、勇猛、忠诚、豪爽、重义气、重友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男女防嫌、提倡贞女节妇是不可能的。有一条公认的社会规律：经济越是不发达、生产力越是低下的地方，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就越是接近原始形态。而原始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
在早期的草原民族的心目中，男女婚配交合，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所以一群之中，男人不应孤鳏，女人也无须守寡。男人视所娶之女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妻子；女人视所嫁男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丈夫。平日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自由，父母、丈夫或妻子多不干预。那么，兄死弟娶嫂，父死子娶后母就是很平常的事，不以为怪了。
藏族家庭更有兄弟合娶一妻的。虽然有贫困无力婚娶的原因，但习俗也认为这样的婚配能使一家和睦亲善，永不分开。兄弟合力经营的家庭，比起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无论是抵御灾祸、抗击侵扰，还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都要优越得多。
这些婚姻习俗，在生活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汉民族看来，觉得可笑，觉得野蛮，斥之为悖理乱伦。殊不知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时期，有过相同的婚姻制度。伏羲与女娲亲兄妹互相婚配、姜母踩着了巨人足迹心动而怀孕、孔母野合而生孔子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古老传说，正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反映。老祖宗如此，嘲笑别人何来？
当然，为了人类的优生优育，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古老的婚姻习俗应该革新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习俗自然会随之改变。
说起来，草原民族的这些习俗，也是源远流长的。
有据可查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嫱王昭君，她的故事已流传两千多年，播之诗歌，演以戏剧，就是在近现代中国，也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明星级人物。歌唱家一曲《乡恋》，竟也使她的故乡湖北秭归县闻名天下。
当年汉元帝用和亲政策笼络日益强大的匈奴，令昭君出塞下嫁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立为宁胡阏氏，次年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阏氏，是汉代匈奴对君主正妻的称呼，宁胡二字，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昭君下嫁所起的安定匈奴、安宁国家的作用。
昭君出塞下嫁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其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继立，为复株单于。汉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即，继立的单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除自己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阏氏为妻。这样，昭君复为复株单于的阏氏。
假定昭君下嫁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年龄太大恐怕匈奴单于会认为受轻视而不肯接受）。那么呼韩邪单于死时她也不过二十二岁光景，尚在青春。想必她为是否再嫁继子心里很矛盾，专为此事请示过天朝皇帝，所以才有汉成帝命她从胡俗的旨意。
昭君为复株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须卜居次，小女儿名当于居次。匈奴的居次称号，相当于汉朝的公主；而须卜、当于，都是匈奴的贵族大姓，也即昭君两个女儿的夫家。三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头五年的汉平帝元始年间，昭君的大女儿须卜居次还曾回归长安，入侍皇太后。
昭君的第二次婚姻，最多继续了十年。汉成帝鸿嘉元年，即公元前20年，复株单于死，其同母弟且麋胥继立，为搜谐单于。当时昭君的年龄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如果她还活着，仍会按照匈奴的习俗，再次嫁给继夫的弟弟。因不见记载，也就不好揣测了。
十五个世纪后的明代，漠南蒙古又出了一个美丽聪颖的三娘子。
在这十五个世纪中，中原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但从来没有停止过。
民族问题，即使在当今世界，仍是一个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棘手问题，仍是一个使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不安定的因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庭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这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官修史书称之为边患。其中影响最大的，先是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后来又有辽、女真和蒙古。强悍勇猛的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出奇的战斗力，无数次地入侵中原，边疆的血战，常常延续十年、数十年。
游牧民族婚俗（2）
中原的各个王朝，在心理和认识上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视少数民族为夷蛮，时刻注意“严华夷之防”，决不肯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军事上，打得过时就全力征讨驱赶，炫耀为帝国的伟大武功；打不过时又纳贡称臣，演出“靖康之难”或“土木之变”的悲剧，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印记。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相始终。由于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按各自的发展轨迹时有消长，表现在近边地区也就时而干戈，时而玉帛。
汉唐时期，国力比较强盛，朝廷对付边患，用了刚柔并济的两手：大军征讨抗击外患，辅之以和亲。除了王昭君，下嫁和番的公主很多。像文成公主、乌孙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候，和亲能够使边疆地区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安宁。
这些都是汉家公主出塞下嫁。而上面说起的这位三娘子，是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三娘子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西蒙古卫拉特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当时控制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王的孙子把汉那吉。但由于钟金美貌非凡，不知在什么场合被未婚夫的爷爷俺答汗看到，惊为天人，便不顾一切地将她抢到手，成为汗王诸多妻子中最受宠爱的一个。
这个意外事件，使把汉那吉极受伤害，他不像唐玄宗的儿子寿王那样，在妻子杨玉环被父亲夺走时忍气吞声，而是一怒之下，偷偷跑到敌国明朝的边关请降。
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美丽绝伦的三娘子是俺答的外孙女儿，身为外祖父的俺答竟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原已接受邻近的鄂尔多斯部的聘礼，他们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发兵来进攻俺答，夺回三娘子。俺答自知理亏，又舍不得放弃美丽的三娘子，就使用调包计，将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改嫁给原三娘子的未婚夫。把汉那吉得知内情后，愤然地说：“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子媳妇送给别人，这算什么话！”于是率领家人，逃到中原。
以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事件为契机，关闭多年的马市竟恢复了。这可说是边疆民族史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所谓马市，是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一些贸易市场，蒙古族各部可以定期到市场上用马和羊跟明朝政府和中原百姓交换生活必需品，诸如铁器、布帛、粮食、茶叶等。明朝政府更把马市当做笼络蒙古各部的手段：哪个部不扰边，就向哪个部开马市；一扰边，作为惩罚，立刻关闭马市。
自从在“土木之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英宗皇帝的瓦剌蒙古首领也先死后，蒙古族各部又一次分裂，互相仇杀，部落人民越加穷困，缺衣少食，便常常侵扰中原；明朝就干脆关闭了所有的马市。蒙古各部生活用品来源全断，就越发频繁地进入中原抢掠，使得长城内外，几无一日安宁。
俺答汗是位有见识的蒙古族首领。他懂得要强盛必须发展经济；要想发展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离不开中原。所以，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他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西部之后，年年都要求明朝政府开放马市。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由于边患严重，巨大的军饷开支，已经达到全国一年总收入的一倍，寅吃卯粮也实在难以承受、难以支撑了。
适逢其时，出了个把汉那吉降明的事件。双方借此事进行接触，达成了协议：俺答用明朝一直向他索要的、逃往蒙古地区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赎回把汉那吉，并保证从此不再犯边；而明朝，则同意重新开放马市。
把汉那吉降明事件的次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明政府正式宣布恢复马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特地为他铸了一颗金印。
蒙汉两族百姓盼望已久的马市终于开放了。开市这一天，马市所在地大同得胜堡如同节日，一片欢腾，蒙古各部牧民扶老携幼，赶着马和羊，络绎不绝地前来贸易。江南丝绸、蒙古皮张、山西粮食、口外土产，琳琅满目，摆满了市场。汉蒙各族人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气氛友好而热烈。这时，三娘子盛装浓妆，率领着蒙古各部首领，赶着五百匹精心挑选的蒙古良马也来到大同，她是代表新受封的顺义王俺答来向明朝政府进贡的。
此后，三娘子经常到马市上贸易，曾因到宣府的张家口马市而认识了明朝的宣府巡抚吴兑。吴兑对待三娘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关怀，无微不至。特意赠给她贵重的八宝冠、百凤云衣和精美的红骨朵云裙。他们的这种亲友般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很久。明朝政府也因此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