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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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炮火集中准确，战斗动作熟练，仅用29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军委限令３天）。
天津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步、炮、坦、工兵等诸兵种协同作战实兵演练。炮兵、坦克兵之多，工兵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堪称解放战争之最。34万大军熟练的节拍、默契的协同和无比英勇的气概一气呵成，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现代化战争画面。天津战役是刘亚楼在结束几十年陆军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佳作。
离开“四野”，受领新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任务。
1949年5月，已是“四野”十四兵团司令的刘亚楼正准备随军南下，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去见毛泽东主席，受领新的任务。一到主席驻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上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样？”刘亚楼因没有思想准备，怕干不好，略显出犹豫。毛泽东用手点着刘亚楼的脑壳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于是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与刘亚楼进行了彻夜长谈，从南昌起义中国革命的艰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化战争对空军的厚望……最后主席深情地说：“过去搞空军我们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一定要搞好。”在毛主席的开导下，刘亚楼放下包袱，决心在实践中边学边干。于是，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第四野战军，踏上了组建人民空军新的征程。
柯柏年百年
他是我党一名老党员，曾与张太雷、彭湃、周恩来等参加过我党早期的革命斗争；他没有留过洋，但他的英文水平却得到周恩来、朱德这些留洋学生的首肯。毛泽东曾对下面的同志说：“翻译工作，要多请教柯柏年。”他翻译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曾为许多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启蒙；他又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在他的一生中，参加了我党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他一辈子好读书，嗜书使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嗜书使他从虎口中逃生；嗜书使他淡泊名利、追求平常。党内党外的同志均尊他为柯老。他为后人没留下什么遗产，除了书，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境界。笔者与柯柏年生前多有接触，对老人言行举止感受良好。在他百年之际，回顾柯柏年一生中几个片段，以表追思与怀念。
顽童李春蕃
柯柏年1904年5月26日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刘家巷，原名李春蕃。在他刚满一岁时，被抱至婶母处喂养，从小与堂兄弟一起长大。
李春蕃从小聪明、胆大，生性顽皮，招猫逗狗无所不及。月黑风高夜，他常在巷子里装神弄鬼，把其他孩子吓哭。有时长辈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时，他会从背后给他们一拳，把大人吓一跳。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大人们对他无可奈何。这种顽皮性格在他的晚年，家人从他身上都能感受到。对自己的孩子，他以友相待，平和、随意，孩子们都愿与他交流。
然而，顽皮的李春蕃读书却非常认真。他在入小学前就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朱子家训》。６岁进城南小学读书。各门课程均为甲等，深得校长、教师喜欢，也被同学和李家兄弟尊重。国文教师还专门为他选择教材，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古人那种忧国忧民、精忠报国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楔入他幼小的心灵。
李春蕃自幼爱书，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大人给的零花钱几乎全部拿去买了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晚年，收藏书是他最大的嗜好。对《孙子兵法》、《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他非常喜欢。特别对《三国演义》更是烂熟于心。高小时，他曾以《三国演义》的内容自拟题目《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写了一篇作文，深得老师称道，并作为范文在校展览。
城南小学高小就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教学耐心，使李春蕃自小对英语怀有浓厚兴趣。据他自己讲，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学好英语，将来到外地去“留学”（当时潮州学生把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读书都叫留学）。
高小毕业，他考上汕头岩石中学。这是所美国教会学校，学校的英语老师是一位中年美国小姐。因李春蕃入学时就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笔译能力也不错。见到学校有美国人，就主动用英语与她对话，深得英语老师的喜欢。并叫他去自己家里玩，请他吃外国东西。李春蕃也从家中带些潮州特产送给美国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许多英文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加利弗游记》、《金银岛》等。他喜欢数学、物理，爱解各种难题，但最出色的还是英语，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喜欢英语，使他爱上翻译工作，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汕头读中学的李春蕃一下子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他参加各种集会、倾听演讲、辩论，此时他已感到潮汕的世界太小，急需到外面见见世面。他不顾家人反对，在堂哥李春涛（国民党左派）支持下，经学校推荐，进入了同是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
一个学期结束，家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向校方申请半工半读。好在校长和老师对他早有好印象，立即批准他在教务处当抄写员。白天读书，晚上工作两小时，星期日半天，可免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有些零花钱用。为了能多挣些零花钱，他开始翻译英文短篇故事向报社投稿。他弟弟李春纬曾回忆，那时哥哥生活很苦，上海沪大是个有身份的地方，学生个个西装革履，而李春蕃只有一件灰布长衫，在人群中非常扎眼，看上去好像黄包车夫……有一次，趁天色昏暗，他把铜板涂成金色去买饼吃。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心之一的上海，李春蕃有机会接触许多新生事物。这段时间他读了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受到深刻教育。由于在教会学校念书，他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他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的文章，用“李春蕃”、“马丽英”等名字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并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他翻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文章。在对各种思想、主义进行学习研究后，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李春蕃翻译的左派文章受到校方关注，被取消了半工半读资格，而后又以闹学潮为名将其开除。
他转入上海大学继续学习。上海大学实际是共产党办的，多数学生思想左倾，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时一间宿舍挤住数十名学生，李春蕃与张太雷同睡一张两层架子床，当时在校学习的还有李硕勋、陈伯达、康生、杨尚昆等。同时他参加了张太雷发起的“非基督教同盟”，从而认识了张太雷、王一知（张太雷夫人）、杨之华、瞿秋白和他的弟弟瞿景白。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太雷是上海大学兼课教授，两人是同乡，又都是留俄同学，英文、俄文都非常好，李春蕃经常向他俩请教，因此接触到更多的俄文版的马克思读物。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李春蕃首先翻译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由张、瞿二人介绍，在上海书店出版（上海书店是共产党在上海开设的书店）。
上海大学革命气氛浓厚，而李春蕃就读的社会学系更是如此。系主任瞿秋白经常邀请李大钊、章炳麟、李春涛等知名人士来讲学，阐述革命道理。1923年秋，李春蕃在杨之华（后成为瞿秋白夫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俄为师风气日盛。这段时间，李春蕃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文译出后发表在《觉悟》上。据柯老生前回忆：“马克思自己写的著作比别人写的介绍性著作更容易懂、更有吸引力，因此我萌生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念头，翻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英文水平的有效手段。”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1925年，广东革命轰轰烈烈，彭湃领导的汕头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瞿秋白、张太雷先后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革命战争，李春蕃也辍学返回故乡，到澄海中学当教员。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安静的教书职业，使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译书环境，他开始翻译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他收集了３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日夜赶译，完成后将译稿寄到上海解放丛书社，自费印刷。该书头版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一印再印。这本书是他翻译马克思著作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成为我党许多党员学习马列的早期读本。前驻日大使柴成文曾说：“我年轻时，接触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柯老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正是这本书的启蒙，才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黄埔军校在潮州筹建分校，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何应钦任教育长（后代校长）。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分校政治部主任，王昆仑为秘书，借用潮州湘太马路李厝祠为校址。
担任黄埔分校早期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为分校的创立和政治工作的开展，倾注了一腔心血。他不仅聘请黄埔本校的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员为分校的政治教官，还聘用共产党员李春蕃、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到校讲课。潮州分校自1925年12月正式开办到1926年底结束，共举办两期，为北伐军输送了800多名学生。他们在北伐军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或政治工作，参加了北伐历次战斗，有近200人伤亡。他们的名字载入黄埔军校同学荣哀录。
北伐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总政治部改为东江行政专员公署，辖潮汕地区。周恩来任行政专员，委任李春蕃为国民党澄海县政治特派员。1926年夏，他被调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教官，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1927年春，李春蕃回家奔父丧，抽空翻译了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刊登在《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上（刊头系周恩来题写）。同年10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刊出李春蕃所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全文。
两次虎口脱险，营救澎湃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日后，何应钦之弟何辑伍在汕头发难。４月14日李春蕃的堂哥李春涛被捕（后被杀害），国民党随即到《岭东日日新闻》报社去抓人。李春蕃当时正在报社看书，听到门外喧闹，感觉情况不对，丢下书就往外跑，在门外被国民党截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机智答道：“送饭的”。摆脱了敌人的盘查，随即转身跑进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中他翻墙跳入一户人家。没想到这户人家正好是他的女学生黄启农家。黄见状，立即引他到储藏室躲起来。黄启农是一进步学生，她不怕危险、不怕劳累，对李春蕃照顾有加，使他倍感温暖。时间久了，情感有所发展，在澄海形势稍有缓和后，两人喜结良缘。
为了逃避敌人追捕，李春蕃改名柯柏年，携妻逃往泰国投奔黄启农的哥哥。泰国是华侨较集中地区，当局为加强管理，有严格户口制度，柯柏年被通缉显然属黑户口。妻子怀孕临产，不敢上医院，无奈只得到书店买了本怎样助产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时年轻，胆也大，买把剪子，煮锅开水，照书上的步骤，自己做了接生婆。”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1929年初，柯柏年携妻辗转到上海，加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为社联党组成员之一，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这年的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在党内推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指责，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他们大搞游行示威，发动“飞行集会”，使许多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暴露在敌人面前。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被国民党查抄。1931年２月７日，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了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和冯铿等24名革命同志。随后，洪灵菲、应修人、潘莫华等革命作家也相继遇难。敌人去逮捕柯柏年时正赶上他去逛书店，得知消息后迅速脱身。可以说是嗜书使他躲过一劫。
在上海，柯柏年直接受陈云领导，并参加了我党的特科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掌握敌人动向，反奸除奸，营救同志等。
1929年８月24日，彭湃等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召开江苏省军委会时，由于其警卫员白鑫的叛变而被捕。在陈云领导下，特科组织了营救工作。８月29日，彭湃由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押解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特科采取了行动。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运到的短枪枪管里塞满了黄油，不能打响，在找煤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