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落实毛泽东批示和政治局的决议，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接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特别对老同志们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统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周总理要求大家于10月20日或稍晚离开北京。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17日进驻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随同进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六


　　　　10月18日晚2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住地，黄永胜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的住所在山下，离开会地点约一公里远，当他气喘吁吁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

　　　　父亲一进门，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指示后，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在场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没发表意见。

　　　　父亲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随后父亲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体不适，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药睡下了。秘书专门交待，黄平时睡觉困难，全靠药物入睡且用药量很大，服药后休息不宜打扰。

　　　　父亲考虑到，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贯彻的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父亲指示值班副处长王宪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父亲看了看手表，苏联代表团明天上午即将入境，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父亲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

　　　　“一号号令”的内容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也在紧张地思考。他感到，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要求，但过于笼统，只讲了让“二炮”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父亲认为，虽然“二炮”刚成立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于是，他专门给“二炮”下达了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总、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部队接到号令后，认真迅速地进行了疏散。

　　　　父亲还告诉我一个情况。1969年10月18日晚，当“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父亲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场实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

　　　　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43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干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21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坝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除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意见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从备战的角度，对水利设施的防护是无可非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之所以论证多年才迟迟施工，除水文地质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害怕战争带来的破坏。2008年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快落选时，不是还扬言要用飞弹摧毁我们的三峡大坝吗？只不过我们现在国力、军力都强大了，不怕他们玩这个！

　　　　“一号号令”传达的第二天，周恩来对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提出了批评，经父亲就编号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后总理没再追究。这时父亲才搞明白，加强备战的紧急指示的内容并无问题，而问题出现在编号上。那时“一”字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父亲来京时间短，涉世浅，又没人提醒，实在不知这里还有这些规矩，不经意间捅了篓子。汪东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①【选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刊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多年后我曾对父亲说，当时总理把把关就好了。父亲说：“这个想法在执行号令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当时总理主管国务院工作，没有在军委担任职务，此命令是由军委“前指”系统下达的，如何向总理通气，我不十分清楚。按照工作程序和我当时的职务，是没有资格直接向总理汇报的。只有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才有这个资格。”

　　　　尽管在编号上受到批评，但中央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提出质疑①【据“林办”秘书张云生1988年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提到，林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在发出前，“林办”于10月18日下午用电话传给武昌的汪东兴并请汪传报毛泽东。】就在紧急战备指示发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其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做了扼要报告。

　　　　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北京地区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机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突袭、反空降方案。

　　　　周恩来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做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巍高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做了汇报。

　　　　父亲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备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和林彪都在抓战备，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在《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中提到：“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休息，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走下来决不睡午觉。他担心苏联人坐的飞机指不定会运来什么不祥之物。为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的电话，探明这架飞机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城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他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北京传来消息：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次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谈判中，苏方根本否认中苏边境存在争议地区，由于双方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9年。双方代表团长换了几茬，始终未达成协议，这都是后话。但是“一号号令”在全军却被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随着中苏关系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

　　　　因为当年我所在部队也曾执行过“号令”，据当时的敌情通报，沿中苏边境一线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且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加强戒备；就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战备状态。各方面的动向表明，似乎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多年后我就“号令”的必要性与父亲交流过，他告知我这样一个情况：1969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

　　　　四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讨论，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做好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充分把握。何况中间还有一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进攻中国如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得益的是美国。四位元帅认为，目前，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同时他们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父亲还对我说了另一件事。1969年9月30　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期间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林彪与四位老帅观点相同。

　　　　从中外战争史上看，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近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因幻想和平疏于备战而被外敌入侵的实例也不胜枚举。

　　　　1969年的中国战备是被迫进行的。饱受百年外敌入侵苦难的中国人民深知独立与自由的珍贵，他们牢固树立了以正义战争抵御非正义战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根据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准备谈判，另一方面则是预防战争的突然报爆发，并力争将战争爆发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特别是在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双方都在抢时间！而“一号战斗号令”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