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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大明十五疑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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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明成祖朱棣的密探找到建文之后,成祖不愿意背负‘杀侄’的恶名,没有杀害建文,而是暗中将他继续幽禁了起来,直到1423年病殁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只是另一种推测。

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帝后人,拿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销毁建文时期的历史档案,并明令严禁讨论此事。因此,对于《明太宗实录》的记载,难以核实其正确性。后世关于建文帝的记载许多已是传闻,所以清代学者万斯同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即使到乾隆时,官方正式出版的《明史》,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可能“由地道出亡”的推测,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是模棱两可,留给后人的依然是一团迷雾。

与此同时,燕王朱棣为了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朱棣即位以后,就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接下来为永乐元年(1403),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在官方实录的编纂上也如此,《明太祖实录》接下来就是《明太宗实录》,中间少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一朝的历史在明代官方历史记载中隐去不谈。并且在明永乐朝官方文献中,建文帝这位宽厚仁慈的帝王,被描述成一个数典忘祖、荒淫昏聩的人,不但曾亲手焚毁朱元璋及马皇后的遗像,拆毁后宫,大兴土木,还经常服食春药,药发后身边数名妇人都不足用,形像极为不堪。成祖朱棣如此歪曲事实,无非是为自己“靖难”夺位寻找合法理由而已。

朱棣之后,继位的皇帝中没有人正式承认建文的四年帝位;此后的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屡有大臣奏请追谥朱允炆庙号,但一直也没有实现。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才给了他一个谥号——恭闵惠皇帝,史称惠帝。——灭十族的方孝孺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柔石,曾将他与同乡台州的宁海方孝孺相提并论,说他有点台州式的硬气,还有点迂。时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们感叹的话题。一个曾经辅佐帝王,被世人称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的一代才士,却惨遭灭十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震怒以至于非要灭他十族呢? 


灭十族的方孝孺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柔石,曾将他与同乡台州的宁海方孝孺相提并论,说他有点台州式的硬气,还有点迂。时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们感叹的话题。一个曾经辅佐帝王,被世人称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的一代才士,却惨遭灭十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震怒以至于非要灭他十族呢?

灭十族

建文帝在位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学识品德为四海称颂。他为文纵横豪放,能与东坡(苏轼)、龙川(陈亮)相比。据说每撰一文,海内争相传诵。

朱棣起兵时,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朱棣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对于方孝孺的文名,朱棣也很敬重。几天后,朱棣准备即位时,便想请方孝孺为他拟登基诏书,同时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气为天下士人树立一个归顺的榜样,所以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顿痛斥。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着一身斩衰(古代丧服按生者和死者关系,分为五等,斩衰最重),一进来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锦衣卫强行撕去方孝孺的丧服,换上朝服。

朱棣强压怒火,亲自劝解方孝孺,破例为他设座,并起身劝慰道:“先生不要难过了!朕本来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

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在哪里?”

朱棣说:“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再问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

朱棣说:“国家要依赖年长的君主来治理。”

方孝孺进一步逼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多操劳。”遂暗示左右,强行将笔塞给方孝孺,命道:“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过笔,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字,投笔于地,放声大哭,且哭且说:“死即死,诏不可草。”

方孝孺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骂叱声越来越大。

朱棣大怒,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开,从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然痛骂不绝。

朱棣厉声道:“岂能让你如此痛快地死,当灭你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淫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方孝友从容吟诗一首,宽慰方孝孺: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也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遇难时年仅四十八岁。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评价道:“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清代学者齐周华也认为:“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老南京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孺颈血所溅而成,雨后看血迹石,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犹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年未及笄,一齐投秦淮河自尽,受他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

历来株连也不过是灭三族,诛九族已经很恐怖,燕王还要灭十族,其野蛮、残暴由此可见。以至于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读书种子

故事自然得从头说起。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台州宁海,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黄子澄像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朱棣夺取帝位后,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诏,受新仇旧恨夹击的朱棣终于没能压住怒火,方孝孺遂惨遭灭“十族”。朱棣如此残酷的报复,也说明两人积怨之深。

况且方孝孺所代表的决非他一个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数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决不仅仅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仁政”理想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政治下,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为酷烈。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气氛异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

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们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他们不难发现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变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的决心。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

然而,朱棣的起兵并取得最后胜利,无情地粉碎了这种理想,方孝孺不顾“灭十族”的惨况,毅然选择赴难,他的殉难,是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体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气节,更是对破灭的理想的殉节。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等,也与方孝孺一同赴难,誓死不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后继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权的影响极大,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如果方孝孺肯归顺朱棣,那么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会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终忠于前帝,那么他的门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牵连进来,实际上是要彻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响的人。恰如学者方东岭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为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一个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

与此同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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