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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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运用其擅长的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来推行废止缠足的活动，其手法十分类似于长征前夕的“扩红”。边区的各县乡，由妇女部主持，协同宣传部、教育部、青救会（共青团），规定每个乡组织有三人组成的“放足委员会”，在各村组成“放足组”，成立“放足突击队”，“放足突击委员会”，开展“放足突击月”活动。
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又下达《禁止妇女缠足条例》，针对妇女缠足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18岁以下，禁止缠足，如有违反，“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40岁以下者在半年之内未有遵守者，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半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次重申，违者处一年以下徒刑。该条例还宣布：凡边区妇女已有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③
1939年12月3日，边区民政厅再发布训令，对放足标准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规定：18岁以下者完全放开，18岁以上40岁以下者以不缠裹脚布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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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政府布告禁止缠足》，延安《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③ 《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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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①
为了配合运动，边区政府运用了各种宣传手段，向农民广作宣传，甚至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放脚歌”：“妇女仔细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娇娇，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 ②
到1939年底，延安市及几个专区和县的妇女完全放了足，延安县及志丹、华池县及陇东地区的大多数妇女也放了足。
显而易见，仅靠党和政府的强制性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根绝缠足现象，虽然在1942年8月，边区政府又一次重申前发的废缠足令，要求彻底在边区根绝缠足现象，但是在继续鼓励废缠足和放足的同时，中共并没有歧视那些“小脚女人”，而是尽力发挥她们在战时生产方面的作用。在一首当年新创的陕西民歌中，就这样写道：“大脚参加自卫军，小脚参加慰劳队，男男女女都工作，生产劳动是第一，男人们前方去闹枪，后方的生产靠婆姨，生产运动要号召，人人知名毛主席。”③
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政府和行政力量为主导，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夜学、识字班，把抗战和知识启蒙结合在一起，它的目标很明确：
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
2．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
3．提高大众民主思想，使群众获得运用民主的能力与习惯。
4．增进大众日常生活和战时的知识。④
展开扫盲运动也是依靠组织动员和宣传鼓动的方式进行的，其领导机构包括各县区的妇女部、教育行政组织和青年组织，通过制定竞赛计划，发动“识字突击运动”，动员民众，特别是妇女参加扫盲。
据1939年7月的统计，全边区在1938年兴办的冬学有619个，学生为10317人，其中女性占七分之一，约1470人；夜学有581组（不包括延安市和延长县），男性7517人，女性418人；边区8个县（缺11县）的半日学的数目，学校有186所，男性686人（把赤水、淳耀两个男生最多的县份丢失了），女性2340人；全边区识字小组为5513个，男性29597人，女性10053人（组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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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甘宁三省区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内部资料），1987年，第11页。
② 刘御：《小脚婆娘》，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日。
③ 《陕北秧歌》，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3月31日。
④ 《映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l981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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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新正县未计算进去）。1939年初边区妇联统计，妇女能识200字的比率已占边区的10％了。①
扫盲运动对提升民众的抗日思想以及战时和生产生活知识起了积极作用。有资料显示，原先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的农村妇女，进了冬学后，不仅“能识三四百字以上”，还“能说出飞机有好几种，毒气有几种，并能答复一些简单的抗日问题”。② 到1941年，边区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在边区总人口的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一95％。③
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④。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中共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根据地教育的第三块是国民教育，其领导机关是边区教育厅和中央宣传部，这也是延续了瑞金时代的经验，教育厅领导具体行政事物，由中央宣传部进行思想和政策指导，以及负责编写各类教材。和江西时期相比，延安时期中共的格局已大大扩大，但是教育状况却比江西时期更加落后，1937年前，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女孩子读书的几乎是零，关中分区的一个县叫宁县，在陕北还是比较富庶的县，但在1938年，全县只有一个女生。
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到1939年底，有了120个女生在中级学校读书，有3400个女小学生，宁县有了200个女小学生了，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小学生⑤。
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边区的调查报告称：在边区改制前，“知识分子之能阅览普通文告及报章者，遂如凤毛麟角，文盲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八，妇女几全部不识一字”，而近年来，“文盲已减至全人口百分之九十，妇女识字者亦渐增加，虽与国内其他先进地域相较，难免相形见绌，而较诸过去之落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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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云：《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1939年12月16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192页。
② 《三个半月来冬学运动的总结》，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
③ 林伯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9页。
④ 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45、44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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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不谓已有相当之进步也！”①
三、根据地的教育是战时状态下的一种高度政治动员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教育，它实现了从江西苏区战时共产主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换
中共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教育革新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干部思想训练和改造的目标是清除俄式教条主义及“五四”自由主义对中共的影响，确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路线；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转换中共原先的工农教育，使其适合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环境。
中共成立后除了创办过工人夜校、农民学校或农运训练班，在1927年前没有大规模进行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共有自己的教育实践是从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开始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奉行“阶级论”的教育理念，就是相信：“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② 。对“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独立”，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的观点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10年间，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③，“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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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统局核送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设施情况的调查实报呈谷正纲函件》（1940年1月21日），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522页。
②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420页。
③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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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政治鼓动性，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①，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在教育对象方面，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②。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在教育的内容上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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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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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 ① ，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