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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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让他当了《抗敌报》的主任、科长，《晋察冀画报》的主任，这都叫破格重用。我认为，沙飞遇到聂荣臻，是他的人生的机遇，成就了他的创作高峰。聂荣臻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照相。他念念不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照的一些相片，这些照片以后都遗失了，他和沙飞既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一种知音的关系。

　　　　当然沙飞也拍了很多珍贵的聂荣臻的照片。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整风运动，这些照片都刊登在《晋察冀画报》上，送到延安，延安不太高兴。其实毛泽东对摄影还是喜欢的。1938年秋，延安摄影团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更是给予大力支持，“每当摄影团给他拍摄电影和照片时，室内光线不够，又没有照明设备，毛便愉快地接受他们的安排，搬到室外去拍摄”。电影团负责人吴印咸“是被专门请来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每月给他老家120块大洋的生活费，供其家用。党为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考虑得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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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①。1939年斯大林派了一个苏联摄影队来延安，领头的就是著名的纪录片摄影家罗曼·卡门（Roman　Karmen），斯大林要他们拍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电影，罗曼·卡门拍了《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在延安也给毛泽东拍了不少镜头，毛泽东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配合。有一组镜头，时间是1939年，毛泽东拿了一本书，就是刚刚出版的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从窑洞里走出来，然后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这样翻看。这组镜头究竟是延安摄影团还是罗曼·卡门拍的，现在已不易说清了，如果是罗曼·卡门拍摄的话，斯大林是一定要看的。罗曼·卡门还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过通讯《毛泽东会见记》。我倾向于相信是罗曼·卡门拍摄的，因为延安摄影团此时已去了华北根据地，《联共党史》在1938年还没有中文本，而此前延安摄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在1940年袁牧之带胶片去苏联冲洗时，因卫国战争很快爆发而遗失了。这是我看到沙飞作品时的联想，想到了毛泽东。

　　　　沙飞摄影理念是“武器论”，在这种思路下，他确实是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充满战斗性和鼓动性的，当然有一些是“摆拍”。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叫“观念摄影”的说法？对这个“观念摄影”，我认为要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当时我们的老百姓不认识世界，照片的作用就太重要了，至于以后“观念摄影”怎么发展，责任不在他。我们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写小说要有“思想”在里边，要“启蒙民众”。他这个摄影也是“文以载道”，他要表达一种观念，表达一种思想，至于以后怎么变成“高、大、全”，那是以后的事，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那主要是革命胜利以后领袖要建立文化新秩序，沙飞则是在抗战时期，我的意思是要分开。我看到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那几幅照片，有很深的感动。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和壮丽。

　　　　沙飞也很重视“即时”，他拍鲁迅时捕捉的一瞬间，非常感动人，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动人的。作为学历史的，我还特别重视沙飞拍过的那些反映晋察冀边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全都被遮蔽了，比如晋察冀开一些重要会议，会场上既有毛泽东的照片，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所以沙飞拍的这些照片都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在我看，摄影的纪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时代性，以及作品中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沙飞在晋察冀这13年中的作品，都包含了这些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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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吴筑清、张岱：《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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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林先生和王璜生先生都提到沙飞的结局，我觉得沙飞的个性对他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的体制内，张春桥完全不说话，或是非常听话，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所以他以后步步高升。1949年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沙飞的紧张、焦虑和疾病，还有那种无名的恐惧感，可能使他精神崩溃，也可能使他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我有些怀疑，那段没有交代的历史成了沙飞的一个心病。如果我们置身在当时的党的集体中间，在那种环境下，就会体会到沙飞内心中所承受的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共产党员任何事情都要跟组织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说，1942年入党时不说，1944—1945年的整风时也不说（晋察冀在1942—1943年处于日寇严酷的“扫荡”，整风运动推迟至1944—1945年进行），1947年、1948年还不说，包袱越背越重。沙飞的“不说”很严重。因为建国以后马上就可以“外调”，别人的交代也会把你扯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他在1948年整党的时候坚持把其他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这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也可能是他“以攻为守”吧。到了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无动于衷，这时已是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我觉得与他的心病有关。我非常同意王雁的看法，以沙飞的个性，他过不了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一道一道的“关”的。

　　　　最后我讲一点，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沙飞成长在这个年代，他的激情和癫狂，他的敏感和偏执都和它有关。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1949年前邓拓最大的贡献还不是编《晋察冀日报》，而是在全党首编《毛泽东选集》，可是邓拓如果不编的话，别人肯定也会编。张春桥在这个时期不显山，不露水，没有留下任何个性化的东西。沙飞却留下了大量的东西，他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复制和取代的。沙飞那些非常著名的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时刻》、《战斗在古长城》、《白求恩大夫做手术》等等，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摄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生动的影像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这就是我对沙飞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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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女性陈琮英①



　　　　
　　　　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她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老革命家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的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衫、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蔽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中共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人物，早在少年时代，就由其父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父为维系通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而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他对旧传统的反抗，和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决绝方式迥然不同，而是给他的妻子以革命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爱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那种终生相守的革命伴侣。

　　　　中国共产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何为革命？和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革命成功，当年的青年红花白马，凯旋荣归故里时，旧时屋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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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财经》，2003年第12期；《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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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往共产主义的麦加——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书记，和他的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使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30年代初的中共领导人博古，他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20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的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前上海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他的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降，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员。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宝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瑛、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凶险万分的非常时期，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一百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入党却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营救出狱。80年代间，一时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言说，陈琮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1931年夏的经历，在陈琮英并非第一次，1928年10月，任弼时在芜湖附近的南陵县被捕，陈琮英背着孩子，从上海赶到长沙，动用一切社会关系，千里救夫，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任弼时获得自由。

　　　　如果把这批20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女性，和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那些人数更多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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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目光远大而恢弘。不管她们是来自于五四，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在“苏维埃十年”（1927—1937年），她们的身影出没于上海的狭窄的弄堂、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柳克斯大厦、赣南的泥泞小道和漫漫长征路上。她们既是革命的弄潮儿，也是革命原有意义的执着的信奉者，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对她们而言，没有什么事儿没经历过，无论是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还是革命营垒内部的风霜雪剑，革命的艰难曲折，使得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世，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1938—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也是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最后都消失在寒冷广袤的俄罗斯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