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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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巿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②。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巿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27日，南京巿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5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巿、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巿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6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③。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
进入1958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12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21名省委部 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巿委和南通巿委任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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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②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5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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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 月，南京巿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①。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年9 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500 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年12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 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巿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 3124 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 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 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②。3 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 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
“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③，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 ④，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以上⑤。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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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15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70页。
③ 参见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朋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④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94页。
⑤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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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①。
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实现“1070万吨钢”的计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区在巿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巿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巿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2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特别抓紧户籍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 ②，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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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97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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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①。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分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巿、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分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② “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巿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巿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账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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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6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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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 ①。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3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巿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 ②。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与其他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