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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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了解、研究建国后基层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海外对中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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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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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①
2004年2月至7月，我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此前我虽多次去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但数这次居留的时间最长，故而对台北所藏资料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和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北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档案馆，台北所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又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料，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军事对峙，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资料的搜集主要是用于“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资料在使用范围上有着极严格的限制，随着台湾社会在90年代后加速转型，今天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已对公众开放。
台北所藏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主要收藏于5个单位：“国史馆”，“党史馆”，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防部情报局”，以及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80 年改为“法务部调查局”）的“荟庐”，现分别叙述如下：
原“国史馆” 1947年成立于南京， 1957年在台湾复馆，是台湾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收藏单位。该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有台湾各重要军情单位上报的有关大陆情势的报告及蒋氏的题签，批示。1948年冬，淮海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已预感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不保，下令将有关他个人的重要函电，文件秘密转移到台湾。1949年，蒋介石的这批资料转移到台北远郊大溪头寮宾馆，次年成立“大溪档案室”， 所以蒋氏资料又称“大溪档案”。 1979年，“大溪档案”被转移到台北市阳明山的“阳明书屋”。 ② 1995年2月，蒋氏资料由“国史馆”接收，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1998年，“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两册，起于1923年，止于1972年，横跨蒋氏活动的大陆和台湾两个历史时期。所谓“筹笔”，就是蒋氏亲笔手书的函电、文稿。“国史馆”还收藏有一部分“外交部档案”，位于北投的“外交部档案馆”已将一部分档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为对抗大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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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国史馆重要史料概述》，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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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联络友邦”，“拓展国际空间”的大量资料。
“党史馆”现隶属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该馆收有丰富的国民党历史文献。1978年，由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担纲，组成编委会，根据“国史馆”和“阳明书屋”（“党史会”的史料自南京运台后长期存放在台中附近的南投县草屯镇乡间的 “荔园”，20世纪70年代后期转移到台北，和“大溪档案”一起集中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秦孝仪将“党史会”的新址定为“阳明书屋”）等单位所藏档案及其它重要资料，编成《“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共8卷12册，时段截止到1949年。秦孝仪解释之所以编到1949年，是因为“部分图书，尚涉及国家机密，整齐次第，盖仍有待”。时隔24年后，到2002年12月，由于“档案资料多已开放，续编之条件初具”，加上蒋家后人蒋方智怡提供其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由“中正文教基金会”编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九卷（1950年），2003年12月又编出第十卷（1951年），①上述两卷所反映的都是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的活动，许多内容涉及到大陆。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两蒋时代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国关中心”的前身为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下辖6个研究组，首任主任为国民党前驻韩国“大使”邵毓麟，一年后由“苏俄通”卜道明继任。1955年，该会编印《问题与研究》月刊，1958年印行《匪情月报》，这两份刊物在当时都是不公开的“机密刊物”。
1961年，蒋介石、蒋经国为判断中苏论战的性质，同时有感于台湾缺少研究大陆问题的“匪情专家”，以及为了针对所谓“国际姑息主义”，经“教育部”批准，将“国际关系研究会”改名扩编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②同年10月，又将《问题与研究》公开发行。1966年1月，在该所成立“资料供应中心”，其宗旨是向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有关中共的历史资料。
1967年2月，蒋介石召见“国关所”负责人吴俊才，指示成立“东亚研究所”，由政治大学与“国关所”合办，以培养“研究国际共党和大陆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郭华伦、曹伯一等曾任该所代所长、所长。1968年，政治大学“东亚所”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生。
“国关所”和政大“东亚所”各有分工，“国关所”主要从事研究，“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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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编撰例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台北市：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
② 陶涵（Yay。Taylor）著，林添贵译：《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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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要则从事教学和培养学生，但 “国关所”的一些资深研究人员也在“东亚所”兼课，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国关所”研究人员中，有一些20—30年代的留俄生，这些人原先多是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49年后又来到台湾。以《中共史论》一书而闻名的郭华伦，原名“郭潜”，又叫“陈然”，曾参加过长征，在抗战时期的中共东南局担任过宣传部长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1942年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特工。郭华伦去台湾后， 曾任“国关中心”代主任，副主任等职。另一著名人士是郑学稼，是俄国问题专家，曾长期被视为是“托派”，其代表作有《第三国际兴亡史》，《陈独秀大传》，《鲁迅正传》等，郑学稼去台湾后，先在“政战学校”教书，后被蒋经国安排在“国关中心”。
1975年，“国际关系研究所”易名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划归政治大学。在两蒋时代，“国关中心”起着“智库”的作用，如在蒋经国时代前后担任过 “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邵玉铭，都曾做过“国关中心”的主任。20世纪90年代后，“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功能已发生重大转变，1996年，“国关中心”完全并入政治大学的建制，已转型成为一般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也和大陆学界开始进行学术交流。近年来东亚所开设的硕、博士课程有：马克思主义、中共意识形态、中共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经贸问题、中美与两岸关系、中共外交、东北亚问题、国际关系理论、 “大跃进”专题研究、“文革”专题研究等。近年来随着政治大学教学研究机构的重新调整，“国关中心”原有的4个研究所约100多研究人员，2004夏被压缩到30—40人，其他研究人员被分流到政大，台大的其它系所。
“国关中心”收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已完全开放，大陆来访学者可自由查阅，其收藏资料大致可分为四类：
（1）1949年后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包括报刊及经“国关中心”整理的大量的大陆报刊分类剪报、书籍以及经国民党军情系统翻印，再另加标题的大陆有关各类文件。这些资料在20世纪 50—80年代对于一般的台湾学者，都是“机密”资料，根本无法接触。“国关中心”的所在位置在当年也是特别选择的，它位于距政大校园不远的一个山坳里，据说也是出于所谓安全方面的考虑。
（2）台湾专业人员的有关论著，这些著述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为 “国关中心”出版物，例如：《中共的土地斗争》（1965）、《中共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1969）等。从1961年至1995年；“国关中心”共出版中文各类书籍共116种，从1965年至1995年，用英文出版的书籍46种；另一类多为政大东亚所硕，博士论文，早期论文的题目涉及60—80年代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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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例如：中苏争论研究，60年代文艺整风研究，刘少奇与“文革”，林彪事件研究，中共九大研究，中共十大研究等等。这些论著所用资料一部分为大陆资料，另一部分为台港资料。
（3）所谓“中二组”和“中六组”资料。 “中二组”、“中六组”指去台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这是两蒋时代为“反攻大陆”， 在国民党内专门设立的对大陆进行特务破坏活动①、高层政策研究和情报单位。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曾任“中六组”副主任，“中统”老牌特工陈建中任主任，实际上当时台湾的军情单位统由蒋经国负责。这两个单位都曾编印过一些公开和机密读物。例如：1961年由“中二组”编印的“机密”资料《匪区来信中透露之大陆饥荒实况》；1967年由“中二组”和“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从大陆来信看共匪“文化大革命”暴行》等等。
（4）由台湾军情系统收集的大陆资料和对大陆政经情势的分析报告。例如： 1963年由台湾 “中央广播电台”编印的《一年来大陆听众来信之发展》； 1968年由“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编印的系列内部读物《谈谈林彪这个人》，《谈谈朱德这个人》，《谈谈彭德怀这个人》，《谈谈刘伯承这个人》，《谈谈许世友这个人》等12本；1970年由“国防部战地政务局”编印的 《访问大陆来台义胞征询战地政务意见总结报告》；1974年由“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75年改由《中共研究》杂志社修订再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1998年由台湾“国防部军务局”编印的《八二三台海战役》等等。
“国防部情报局”是台湾主要的情治单位之一，专门针对中共和大陆，其前身为大陆时代戴笠的“军统”，一些中共变节人员曾长期在此“服务”，例如：投降国民党的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蔡乾），20世纪30年代“托派”代表人物严灵峰（曾担任“军情局”副局长），原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女作家丁玲的前夫，30年代初负责中共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冯达等。据闻，该局也成立有“大陆研究中心”，又称“中国大陆问题数据研究中心”，曾挂靠在“国父纪念馆”，王思诚曾担任主任一职。该局曾长期抄录苏联对华广播，也曾编印过一些中共文件集。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前身为“中统”，其资料室又称“荟庐”，目前已对台湾学者和其它国家的学者开放，②但仍不允许大陆学者查阅资料。 长期担任“荟庐”资料室主任的万亚刚先生也是老牌“中统”，曾以“万大紘”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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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4页。
② “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