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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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4页。
　　　　②　　“中华民国调查局匪情资料室藏书内容简介”1，2，3，载台北：《共党问题研究》第10卷，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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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中统”头目徐恩曾1953年撰写的未刊回忆录《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在台湾影印，限定在很小范围内阅读。万亚刚还编过有关中共史料汇编三大册，和《续编》两册。其人在20世纪70年代移居加拿大，再移民美国，　80年代后多次回大陆观光，曾受到廖承志，汪锋，罗青长等的接见。

　　　　“荟庐”资料室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　“中统”在南京的总部——“瞻园”的“中统训练股”的一个小图书室，当时主要收藏被国民党破获的中共机关所得的秘密文件和书刊，但是这些材料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抗战爆发后，这些资料被转运重庆，直到1943年才开箱整理，“其中不少已霉烂破损”。1945年后，这批材料又运回南京，“没有多少损失”，但从南京转运台湾时，正逢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这批资料被“露天堆放在基隆码头上，任其风吹雨淋，达数月之久，损失多少无法估计”，直到1952年后才被移置台北郊外的新店附近的青潭，“调查局”专门为收藏这批材料建了房舍，命名为“荟庐”。　①

　　　　一般认为，“荟庐”是台湾地区收藏有关中共历史资料最丰富的单位。该处收有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经过初步整理的大量的中共原始资料，涉及革命年代和建国后的两个时期，种类繁多，但多为1949年前国共斗争的相关资料。这部分资料大多为原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冷战时期，吸引了许多西方学者前来查阅，并写出了一批博士论文和论著。一些台湾学者也利用这些材料写出反映早期中共历史的论著，虽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对研究若干历史问题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资料保密方面有十分完善的措施，台湾方面很难得到大陆的内部资料和文献，②只是在文革初期的混乱期间，大陆资料大量外流，台湾才得以收集和印行了一些中共中央文件和其它内部资料。

　　　　1967年1月31日，在大陆“文革”的高潮中，台湾的《匪情研究》出版。此时大陆“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的阶段，该刊以较多的篇幅跟踪大陆的“文革”的动态，不定期刊载他们所收集到的最新的大陆文件，例如：在1970年2月的第4卷第2期（总38期），发表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由于不时发布大陆的一些文件资料和刊载大陆一些正被冲击和遭打倒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历史传记资料，该刊成为当时广被西方和日本注意的一份观察和研究大陆动态的重要刊物；“国关中心”也成为当时亚太地区研究中国“文革”和大陆事物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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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第310—313页。
　　　　②　　陶涵（Yay。Taylor）著，林添贵译：《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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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国共长期斗争，互为对手，彼此都有很深的了解，1967年1月和7月，《匪情研究》先后发表对林彪和江青的历史的评介文章，文章虽然在一些史实细节方面有不少错误，但是基本叙述还是可以和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后披露的资料互为印证。例如对林彪评介的一文，对林彪的军事才能有较客观的描述：“林彪的长处是善于运用战术，创造战术，作战勇猛沉着，指挥果断，作风实际，精于策划，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及发动战争之前的准备工作”。《剖视江青》一文则较准确地描述了江青早年的历史，并指出“江青完全缺乏自知之明”，30年代末以后，　“她那崇尚尊贵尊荣，爱露锋芒；　快意恩仇，全盘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丝毫没有获得改造，她无时无地不在窥测名利，思图插手党政，攘功夺权，以满足她个人的欲望”。文章预测，“毛泽东一旦去世”，　“亦必带走江青的一切”，江青将被“予以总的清算”，此段预言也被十年后的历史所证明。

　　　　然而，在那个年代，台湾对大陆20世纪50—60年代历史的高水平的研究总体说来是很少的，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把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予极简化和平面化的解读，而资料的缺乏和对大陆语境的严重隔膜导致不能对变化中的大陆发展的情况作出客观研究。1967年7月，大陆的“文革”如火如荼，各级党组织已完全被冲垮，《匪情研究》第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共近期的文艺整风》，专论1967年5月江青、陈伯达等组织的对周扬的大批判，作者对当时大陆发生的“文革”十分隔膜，不知道如何概括“文革”中的这个现象，只能套用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常用词语“整风”，但是使用“整风”的概念来描述“文革”高潮中的“大批判”，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整风”的最重要的前题就是党组织的领导，而当时各级党组织已全面瘫痪。

　　　　台湾在冷战年代对大陆20世纪50年代后的历史研究是在极为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存在着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与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学术交流，从而影响了研究水平。60—70年代的“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几个教授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俄史、中共早期历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就比较隔膜，尤其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由他们指导的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实错误。甚至和中共军队打了20多年仗的国民党军方，对其对手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台湾军方内部印行的《谈谈林彪这个人》一书，虽然对林彪在建国前的历史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叙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一涉及到建国后的内容，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书中竟然称林彪曾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进攻汉城时；“再度负伤”，“因腰部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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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又转送莫斯科治疗”云云。①权威研究机构对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尚有严重的研判错误，社会上的一些读物和电影中的错误就更多。80年代中期，台湾拍摄的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皇天后土》，虽获“金马奖”，还被当时的岛内舆论评价为“史诗”，但是作者缺少有关大陆和文革的起码的知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象世界中的产物，与真实的文革无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摆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实现了从内容到刊名的转型，《匪情研究》继1969年改名为《中共研究》后，80年代再易名为《中国大陆研究》，原《共党问题研究》更易名为《展望与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台湾大学政治系主办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侧重介绍台湾各院校对大陆研究的动态，最近创刊的、由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两岸发展史研究》则侧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刊载相关研究论文。目前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学“东亚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从事“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尽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语境理解、历史背景掌握、资料收集及释读等方面的缺陷，但在总的水平上已较过去有长足的进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大陆同行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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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谈谈林彪这个人》，台北：“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1968年编印，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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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①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格势禁，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20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1949年前，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　“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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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标题被易名为《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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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①，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30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

　　　　在20世纪20一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上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在1928年后打孙中山的招牌，动静较大，中共的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来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也是简单化和粗糙的。我怀疑“留苏派”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还是更喜欢谈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毛泽东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泽东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孙中山解释的制高点。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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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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