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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裰饕宄晌右ⅰ⑺础⒂怼⑻馈⑽摹⑽洹⒅芄⒖鬃又钡剿镏猩降闹泄暗劳场钡募蟪烧撸逑至酥泄褡逵胛幕车奶厥庑浴�1928年后，就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与自由自由发起全面进攻。国民党充分利用其掌握的政权使其意识形态社会化。1929年后规定全国大、中、小学实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1929年、1930年复又制定《出版条例》和《出版法》，成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严禁违背“党义”的出版物和电影的出版和发行。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众多的由国民党控制的出版机构，大量印行党义出版物和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宣传品，以抗御其他意识形态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威胁。
国民党党治国家的模式是苏联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1928年的国民党虽然在结构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但其内容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经变质，“革命”成了国民党“党专政”的代名词。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以“党制”为工具，竭力突出自己的地位，掌握了不受任何力量制衡的绝对权力；蒋介石还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具有排斥其他政治力量、独掌中国命运的强烈的“革命使命感”；配之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使国民党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员的效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经验在中国成了国民党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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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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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先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有效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
北伐结束，国民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国民党的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
面对这三方面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企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①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广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号，鼓吹“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宣称，准备“以有组织之努力”，“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②至此，明确把“安内攘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基本国策，试图以此来确立并巩固国民党的权威，造成一个所谓建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环境。
30年代初、中期，在“以党治国”总方针指导下的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虽在局部领域获得进展，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严重困境。
1927年后，国民党把中共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以武力消灭之。③从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军事“围剿”，和对鄂、豫、皖、湘鄂西等中共区域的武装进攻，使中共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共机关和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1927—1932年，中共高级干部18人，中级干部80人，低层干部和党员1。5万人被捕。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间，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党员被捕者达4505人。1934年，中共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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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45页。
②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第21卷，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4页。
③ 参见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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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中共除了再河北地区保存个别秘密组织，上海还有极少数中共党员继续活动外，其他地区的组织和党员已基本停止活动。
国民政府对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分化和打击有了新进展。1931年后，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大规模的反蒋军事活动大体停止，1933—1934年，用武力来“安内”的对象只剩下中共。南京政府利用“追缴”红军，把势力深入西南、西北地区。1935年1月蒋介石派遣贺国光率中央军参谋团入川，自3月至10月，蒋本人坐镇四川，设行营于重庆，负责督导西南军政事务，推行“统一化”的督察专员等行政财政改革，增强了西南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中央行政军事力量进入西南三省，为袁世凯之后的首次。此举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使西南各省“加深地卷入到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去”。①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国民党剿共和镇抚地方军事实力派，一再对日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②致使日本势力迅速向关内蚕食。尽管在民众压力下，1932年2月国民党即曾拟定全面对日防卫计划，1933年后加紧修建国防工事，建立军事工厂。筹建海、空军，但对日本的扩张、侵略，事实上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予以阻遏，反而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抗日行动。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对日本侵略东北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并不惜使日本势力侵入华北。1935年6月，中央军退出河北，导致华北危急空前加剧。
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占领江西中央苏区，但其“安内”政策已走到尽头，前景黯淡。最大的矛盾在于“安内”政策和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御侮的强烈要求存在尖锐的冲突，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政策。
国民政府对待日本进逼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损坏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权威，造成大部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严重疏离，导致产生了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的信心危机。获得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口号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压力。面对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蒋介石虽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剿共”的目标难以实现。一则对共产党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肃清”。中共武装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日，获得全国其他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1935年后，中共力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已联苏，继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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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岛纪之：《国民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1986年南京“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研讨会”论文）。
② 蒋介石：《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載《蒋总统集》第1册，第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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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就不能使中苏关系获得改善，也达不到以苏联抗衡日本的目标。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军事实力派，高举“抗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1月爆发福建事变，1936年6月爆发两广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若再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即便暂时镇压了中共，地方实力派也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安内攘外”政策的困境证明，“以党治国”并不能最终实现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党治国家模式本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选择。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是必须具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及由该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中枢对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同样，现代化不能在战乱和动荡中成长。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确立社会秩序，强化中央权力的有效方法。
实现“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是国内政治环境的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8年后国内政局的长期的动荡和国民党各军事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使国民党政府缺乏实行党治的内部环境，日帝对华的侵略不但加剧了中国国内政局的动荡，更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政治中枢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缺乏调节国内社会关系的基本效能。
实现“以党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执政党必须具有严密的纪律，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高度统一。虽然1927年后蒋介石有意吸取苏共经验，声称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力”，“党员工作比非党员更要艰苦，更要奋斗”， ①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政党。1928年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古应芬、邓泽如为首的胡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长期争斗。1930—1931年，国民党几度分裂，先有1930年8月北平反蒋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与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抗，继有1931年5月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峙，后有1932—1936年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西南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使国民党政治上的统一始终难以真正实现。
在党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也缺乏苏共所具有的基本影响力。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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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革命文献》第22辑，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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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完全分开。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只存在于中央，在省以下的基层，国民党的组织形同虚设。1945年前，国民党党员不需缴纳党费，这就使得国民党中央几乎不了解其基层组织的一般状况。由于国民党组织的“中央化”，它的影响力很难依靠其组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难以顺利渗入社会基层以影响民众。由于这个特点，国民党不能实现类似苏共那样的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实现“以党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政府权威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权威的确立必须辅之以社会变革的各种措施，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促成权威的真正建立。反之，一味追求扩大政府权威，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的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执政党和政府权威也就不能真正建立。1928年后，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日帝侵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尤其需要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一方面用变革促成权威的形成，另一方面用权威促进变革，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以缓和国内的尖锐矛盾，进而积极调节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推动国家迈入现代化的进程。然而20—30年代的国民党未能通过有效调适确立权威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来舒缓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就造成了国内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
脆弱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理论来源有三：英美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苏联革命专政思想。孙中山自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归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①对于苏联革命专政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虽未专门论及，但联系到20年代初、中期，他对苏联革命专政理论的大量论述以及对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所作的比较，尤其是吸取苏共经验，改组国民党的重大政治实践，可以认为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已融入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民主义的三种思想背景对孙中山政治活动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显著的区别。20年代之前，在孙中山的政治实践中，英、美民主主义占较大比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比较微弱。但随着1917年后孙中山政治上的不断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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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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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他对英、美民主主义虽继续抱有强烈希望，但同时开始重视中国文化传统，1921年后，孙中山回归中国传统的痕迹越益明显。孙氏深感单纯追求英、美政治模式，忽略中国传统是其革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