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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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在行军休息时就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第二部分第38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2）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放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余同志在当时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共开了3次，即由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不准确，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才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在会议上被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在退出遵义途中，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分工时，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人，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二部分第39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3）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