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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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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第二部分第57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6)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10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l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    
    我作为代表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七大。当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工作人员一律驻会,只有我和陈刚两个人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机关,所以每天都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来回往返,使我们更加繁忙。    
    4月23日,七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期间,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专题发言。博古发言的内容是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    
    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    
    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说: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谈话充满辩证法,与我在苏联学习时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地不同呀!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办。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毛主席致力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中国特色”。因此,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主席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5月24日,他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    
    在他一再做工作后,大会选举李立三、王明为中央委员。    
    在谈到中央委员的代表性时,毛主席说,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散布在各地,有许多军队和山头。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就首先要承认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小的中央,就要从组织成份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讲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会顺利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大会圆满结束。毛主席在闭幕会中讲道:“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所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整风运动和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丰硕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摘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


第三部分第58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1)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进来。这个委员会是弼时同志牵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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