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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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发展到40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据地①；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摩擦斗争中怎样根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入中央学习组。
第三部分第59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2）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第三部分第60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3）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他们同我们有3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5月21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