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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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两党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作者注）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3月25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团员有高岗、王稼祥）访苏，6月26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8日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会见刘、高、王，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7月4日和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专家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在莫斯科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7月11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增进两党关系问题。15日至26日，代表团与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负责同志交谈，并参观工厂、集体农庄。27日，刘、高、王与斯大林、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商谈军事计划。30日，少奇同志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同日，高岗回国。8月2日，毛主席电请少奇同志回国，参加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组建工作。9日，刘亚楼、张学思同志抵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14日，少奇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出访任务，乘专列离莫斯科回国（近百名苏联援华专家同行）。　　　　
　　　　2．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为了澄清某些党外人士的模糊认识，同时，也为了奠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1473、1475页）为什么当时要提出这样的外交战略方针？它的背景和针对性是什么？有何深远意义？当时正在华东指挥作战的邓小平同志于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论述今天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尤其是青年同志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转录如下：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4页）


第四部分第109节　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4）

　　　　3．建国初期，毛主席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不言而喻，这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作者注）同日，周恩来外长致函各国政府。2日，苏联政府决定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友邦。20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同志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当时，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11月12日，毛主席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12月16日，毛主席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21日，毛主席在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致词，全场三次起立。22日，毛主席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恰在这时（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主席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作者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毛主席到苏联后，一段时间内，苏方不够主动，毛主席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毛主席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主席谈判，并将科瓦廖夫总顾问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开）。1950年1月2日，毛主席致电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4日至16日，毛主席访问了列宁格勒。20日，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等抵莫斯科。22日，毛主席、周总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23日，周总理和王稼祥、李富春同志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在毛主席主持下由周总理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5日，电请中央讨论。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莫斯科签字。同时，还签定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离莫斯科回国。　　　　
　　　　记得毛主席回国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曾谈到在苏期间向斯大林汇报了我们工作的情况，并传达了斯大林的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益，否则是危险的。二是建议我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三是建议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随后，4月11日，毛主席又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条约。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我想，了解了这些，就会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为什么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跟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为什么说这些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　　　　
　　　　这里，我还想简略地讲一下有关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随即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领土进行武装侵略。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预见，及时地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集结东北，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绸缪之计”。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总理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9月，美国侵略军进逼三八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给周总理（当时在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总理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8页）　　　　
　　　　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就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当时那种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人民再一次充分地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为了夺取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0万亿（旧币）元。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多人。对于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我们是应该永不忘却的。要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作为生动的教材，经常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