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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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此次‘三反’‘五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切检查、追赃、定案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来干的，这是充分走了群众路线，但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又做到了‘反而不乱’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及时地恰当地规定了‘三反’‘五反’的各项政策和纪律。这种领导艺术是应该好好学习的。”
“‘三反’运动中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大批发生，而又长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上所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甚为严重，高高在上，虚浮骄傲，死气沉沉，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
第五部分第120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3）
这些都是当年的认识，谈不上系统和深刻，但却是来源于实践的。当然，认识还有待深化，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研究。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中节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上天津调查。又如，1951年12月30日收到谭政同志关于开展“三反”问题的电报后，毛主席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大家都熟悉，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毛主席的这些话不幸而言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张的犯罪事实主要是：
（1）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2）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
（3）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
（4）盘剥民工。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
（5）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3。7亿元以上，其中刘1。8亿元，张1。9亿元。刘吸毒成瘾。张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毁单据300多张。
刘、张的罪行，早在“三反”前就激起了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但在他们上欺下压的家长式统治下，一直未能公开揭露。这说明，没有一定的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坚持正义、坚持党的原则的干部总是要站出来揭发和斗争的。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后，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11月下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地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11月28日晚，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华北局的决定。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接着，省委召集党代会主席团成员开会，正式宣布逮捕刘、张。绝大多数同志衷心拥护这一措施，认为这样做“挽救了天津的党组织”，少数同志感到突然，表示沉默。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12月29日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有关新闻稿时批示：“应于三十日见报”）。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听取河北党代会情况的汇报和逮捕刘、张的经过。刘澜涛同志指出，刘、张事件说明，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了我们党，刘、张蜕化变质成了罪犯，将他们逮捕是完全应当的，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但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会同天津市，对刘、张贪污案进行调查和侦讯。在弄清他们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他坚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
第五部分第121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
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胜利地走过三年光辉历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取得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建设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在1951年2月曾提出一个“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期发展战略。现在，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能没有一个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此刻，他正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以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建国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16人。
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它表明，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他原来所设想的相比，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加广阔的道路。第二步，是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都需要在实践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还有中共其他领导人，原来是这样设想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