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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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1926年10月中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曾建议：“将大会每日开会情形电告各报馆，以明真相。”
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参加者，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他呕心沥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部分第11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2）
二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是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了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第一，参加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1925年11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并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人们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八篇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西山会议派”。
首先，他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罪行。他指出：“国民党右派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11月20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宣传机关之一种。”他批判了右派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罪行，指出：“这些右派，完全不服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不照三民主义去实际工作。”“这班右派实际完全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尽管他们在总理灵前开一百次会，尽管他们把三民主义天天写在脸上挂在嘴上。”
其次，他指出了“西山会议派”的性质。他说：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再次，他分析了“西山会议派”出现的原因。他从对国民党的历史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从对国民党员的社会阶级属性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总之，“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最后，他还指明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前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各地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近五十篇，毛泽东将这些电文全部刊登在《政治周报》上，他高兴地指出：“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因为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他从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在1月18日会议上，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六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本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改加‘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将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将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毛泽东的意见是针对右派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而提出来的。他的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好几人发言同意或补充他的意见。可是高语罕却发言说：“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亦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五十九号（即高语引者注）所说，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毛泽东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的，“西山会议派”林森的演说词，字数虽少，但内容反动，当然应属禁止之列。
在会上，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反动提案，说什么“（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立即驳斥了袁同畴的意见，严正指出：“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是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毛泽东1月10日在《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一文中预料：“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事实正是这样。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请处分列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等十二人提出警告，命令叶楚伧的《民国日报》交出改组，责令戴季陶反省，大会给了“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
第一部分第12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3）
第二，参加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
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和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肖楚女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针锋相对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撰写专题文章批判戴季陶的具体观点，但是他从本质上，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戴季陶原准备参加西山会议，但又随即偷偷地逃走了——引者注）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介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毛泽东关于中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论断，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三，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26年3月，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信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他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建议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他分析取得反击胜利的有利条件时说：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遭到季山嘉的反对，毛泽东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独立团不能坚持一个星期。季山嘉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接受，陈独秀主张退让，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共产党员达二百五十多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拒绝这一正确主张，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1927年1月起，武汉地区逐渐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就是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
首先，他反对蒋介石延期开会的阴谋。蒋介石对于提高党权、反对独裁为内容的三中全会是害怕的，所以借故一再拖延会期，进而达到使全会开不成的目的。蒋介石借故不前来开会，谭延在预备会上也主张改期举行。毛泽东在7日的预备会上明确指出：“大会则决定今日开，不能再展”。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于树德、徐谦等也主张大会如期召开，于是，决议仍按原定日期举行，10日正式开会。
其次，他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曾于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的事实，为了防止当时仍留在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故伎重演，所以，在7日预备会上，毛泽东提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办理”。于树德表示赞同说：“以为当然，但事后对大会仍须报告”。会议主席说：“毛、于两同志提议付表决”。结果多数通过。
再次，他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在17日的会议上，他指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吴玉章立即支持说：“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当会议主席将此提议付表决时，全体通过。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使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反蒋斗争的会议。
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之后，3月1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的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