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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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送嘎丁Ｒ虼耍�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时，他说：这篇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据我了解，“多快好省”的提出过程是这样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是在经过文字调整之后，又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
第五部分第140节 “反右”及“大跃进”（2）
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它的主要内容，除前引1967年粮、棉单产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7年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又改为臭虫）、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时指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农业部长廖鲁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纲要》（草案）的内容作说明。按照经毛主席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作者注）；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9000万担到1亿担（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作者注）。
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000万吨，比原汇报的28000万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
1月15日，我驻苏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我“二五”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通报的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4675亿元，比北戴河汇报时的汇总数字提高了43。1％，粮食指标1万亿斤，棉花指标1。2亿万担。
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接下来就是2月14日开始的34个部委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主席的有些插话，讲了一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合实际的话。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一五”（1928—1932年）19。2％，“二五”（1933—1937年）17．1％，“三五”头三年（1938—1940）13．2％。我国工业产值“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18％，已经很快了——作者注）。又如，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显然，这个论点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论断，是带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的——作者注）这些话，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现在看来，1955年冬季，毛主席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几亿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一事实，使他把原来关于15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设想和“一五”计划规定的速度都视为应当打破的“常规”，以为以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做到1962年生产15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和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他把那些对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的一般缺点，把那些坚持按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1955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总报告各部1955年夏天关于长期计划设想时，曾附报了国家计委综合局对1967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的论证。综合局认为，“粮食产量从1952年3278亿斤增长到1967年的6000亿斤，增长83％，每年平均递增4。1％；单产由176。3斤增至斤，增长47。9％，每年平均递增2。64％。这种增长水平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据综合局提供的资料，苏联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美国、英国从1913年到1952年的39年间平均每年递增0。9％和1。3％，日本从1927年到1952年的2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8％，西德1952年产量则低于战前。实际上，我国粮食产量，1967年为4365亿斤。又过了17年后，到1984年，才达到8142亿斤。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也到不了1万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1967年为4070万担。迄今为止，创纪录的产量为1984年12154万担，1988年下降为8400万担。1990年获得新丰收，也只有862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达到1亿担或1。2亿担也是不可能的。我国钢产量，1967年为1029万吨，1983年才突破3000万吨大关；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折腾，1967年也达不到3000万吨，1982年更不可能达到1亿吨。批判“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和1967年实现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等高指标，表面上看来，似乎鼓舞了大家的决心和劲头，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大家急急忙忙往前赶。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在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表现得最为集中。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
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我们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
周总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在12月5日的座谈会上，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第五部分第141节 “反右”及“大跃进”（3）
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
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正像周总理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
1月20日，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总理和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总理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后来周总理多次把这两个压指标的会议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因1953年至1955年这3年已经过去，故15年又称12年。——一波注）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4月10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计委张玺同志负责平衡工作。鉴于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总理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42万吨、水泥647万吨方案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
5月11日，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此次人大无全面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6月3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5月中央会议要求写了如下一段话：
“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
6月1日，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周总理说：今年的“基本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