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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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彼，何不有乱于民？被园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平日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性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也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由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为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屡屡可见。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
江青看到这里，对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人可以调到《红旗》杂志去专门搞理论研究。他就是杨问昆当年要打成右派的‘八司马’之一的人呢。如果审查可以，我主张培养培养他。年轻人嘛，将来也可能是我们的后备力量。事情总是年轻人干起来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这说明，他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在学术界准备大张旗鼓地对戚本禹进行讨伐的时候，江青对文化部和中宣部传达了毛泽东对《评李秀成自述》的评价：“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江青得意地对周扬、陆定一等人说：“从批判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以来，毛泽东同志就非经常重视理论战线、历史领域里的革命，对明显地投降变节的历史人物，他从来是主张要吸取经验和教训的。为什么你们就那么熟视无睹呢？你们是不是要压制戚本禹同志了，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继续坚持错误，我就要让戚本禹来领导你们！别以为小人物的文章可以不放在眼里。任何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开始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这时，又一封标有“绝密”的信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刘少奇同志就说：‘苏共二十大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周扬也马上宣传说：‘苏共二十大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打破了过去思想垄断的局面，现在苏联的文艺才真正达到了国际水平，苏联文化的方向，就是全体进步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苏联的毒草电影和小说在我国纷纷翻译出版，如肖洛霍夫、爱伦堡等等，被他们捧上了天！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季亚科夫的《亲身经历的故事》，被他们指定为内部出版物出版。特瓦尔朵夫斯基攻击斯大林的《山外青山天外天》、爱伦堡攻击斯大林的《人、岁月、生活》和他的《解冻》，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冈察尔的《小铃铛》，列昂诺夫的《暴风雨》，包戈廷的《忠诚》以及叶普图申科反斯大林的诗歌，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迅速出版了。周扬和林默涵提议指示：‘你们要扩大选题的面，除苏联的外，还要选别国的，东欧的、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反个人迷信的、色情的、有关战争的只要是有代表性的都要出版。讲修正主义蜕变的，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幕书也要出版。还有修正主义的逃亡作家、文艺界叛徒的作品，他们寄往外国出版的东西，都要注意出，包括色情的、虚无主义的、反斯大林的多方面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充斥着我们的书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上重重地划上了记号。
第八章 深谋远虑
＇在毛泽东眼里文艺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都是和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分散的孤立之“敌”的歼灭，既可以作为随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把柄，又可以暴露“后台”的问题。于是，他的每一步高棋都走着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视，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上海的问题也批给北京？他把这个重要指示反复研究了很久，决定批示给有关部门，让他们照毛泽东的话办：先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那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他却打趣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罢了。你们决定了的事情，我来做。”
在调查过程中，他听取了很多人的意见，其中包括江青的看法。
江青说：“整个文化战线，几乎是牛鬼蛇神专了我们的政。”
彭真很不以为然，他说：“那不等于把我们的工作都否定了吗？”
江青说：“整个文化战线上都有一批很坏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反对派，过去我们太重用他们了。现在这些人很活跃，譬如你们市委有个叫廖沫沙的，三十年代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人我认识他，发表了许多错误观点的东西。你们应该注意他。”
彭真皱了皱眉头，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很好地分析。凡属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搞清楚，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是真理就坚持，是错误就纠正。有些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或者是已经过去的事了，提起来是千斤，放下不过是半两，我的意见，大家对这类问题不要老是斤斤计较，死扭着不放，以致妨碍我们的团结。大家要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信任，不要互相猜忌。”
江青给了他有关廖沫沙、吴晗等好几个人的材料，让他查办，彭真都压下来了。他给一些人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闯了很多乱子，结了很多旧仇夙恨，造成了很多隔阂。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十分小心，认真努力地做好团结工作。对一些人的定性一定要搞准确，不要吹毛求疵。”江青在彭真面前是从来不客气的，她当面顶他：“你的许多的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相抵触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有个估计，你知道吗？好，既然你不知道，我可以给你转达一下。毛泽东同志认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彭真回答：“毛主席的这个意思，我很清楚。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同样的内容。”
“不对吧，”江青迟疑地说，“毛泽东同志还有批评呢，他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
彭真哈哈一笑：“毛主席真会开玩笑，把问题说得非常幽默。好，这个问题我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认真地改正。”
但是，经过他们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文化还是艺术战线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好的，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坏人和不好的作品只是极少数。所以，彭真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都只能服从真理。他到处说：“我们对一个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不属于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什么不尊重，那就是把尊重庸俗化了。学术界、文艺界也应该这样，有意见就畅所欲言地发表，共同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一看二帮。”
彭真的这些提法和主张，受到了文艺战线一些人的欢迎和赞赏，可是也有不少的人反对，江青就是其中之一。江青在一些场合公开说：“你们的彭真太傲气了，不但你们的意见听不进去，就是主席的意见他也不听。当然我的话就更不在他的眼中了。他想干什么？只有鬼晓得。”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当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列席会议的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面，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今天我让你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批评你，批评你人民日报带头提倡鬼戏，提倡修正主义的东西。你们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漠然置之，麻木不仁。”
彭真望着脸色严肃的毛泽东，隐隐地感觉到了压力。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从一九六一年发表了吹捧京剧《李慧娘》的文章后，直到现在没有检讨，其中我让江青给你们打过招呼，为什么不听？你们不批判那个反动的‘有鬼无害论’，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但是你这个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对内却是不讲阶级斗争，甚至是搞修正主义，对提倡鬼戏的东西搞联合，搞合二而一，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这就必然要使人民日报处于自相矛盾的地步。你吴冷西搞中苏论战的文章，一年多来没有抓报社的工作。这回你可以到报社去，把这个问题公开摊牌，给大家讲一讲，也和新华社讲一讲。在文化艺术方面，狠狠地抓一下理论工作。你们的学术研究版面，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你们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什么报纸上发表的东西要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骗人的。你们想学苏联的《真理报》，但是《真理报》现在不是走向了反面了吗？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吴冷西你可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呢。”
到了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宣部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整风的文件上又作了一个指示，他的估计显然充满了忧虑和愤怒，他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没。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显然是蓄谋已久的讲话：
“我看我们要在全国展开一个反修防修的文艺革命，不然中国也必然地会走苏联的老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文化界的领导权我看基本上不是在我们的手里，而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手里。我们已经在国际上开展了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如果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不开展一场新的革命，苏联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重演。现在是要自上而下地加强领导权的问题。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来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彭真被震动了。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毛泽东的脉搏了。但是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党的纪律而言，他懂得自己必须维护大局，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不得不抽出相当多的精力来抓文化艺术战线的工作。他对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一些负责人说：“我们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认真抓一些反映工农兵火热生活的现代戏，要搞现代戏调演。在我们党内，我说我这个是真理，你说你那个是真理，怎么办？怎么行动？我看在一定的组织里面，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可以声明，在行动上服从上级或多数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真理要受实践检验，自以为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一切人，不管是谁，都应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谁都听出彭真此时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但是，江青对康生说：“你注意到彭真同志的一些讲话了吗？显然是很有情绪的。他在重大的问题上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应该注意。我对主席多次提起了这点，但是主席总不吭声。看样子，他是胸中有数，就是不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