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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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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是有综合的,分析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是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的,什么事都是可分的,什么事都是能够分的。我们不是讲一分为二吗?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譬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他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根本的是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有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都没有几个从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都不带,只有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看到这里,刘少奇抬起头来,他的思想还在刚才田家英所说的那件事上,说:“我不想介入到这件事情里,如果追查起来,你就说你没有给我讲过这件事。听见了没有?我全当不知道。我希望你们没有事情,有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的。你看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多么好。”说着,他就照着记录稿上的话念了起来: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过来改造。俘虏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就是扬弃。杜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要分析综合。譬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政治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开始,我们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是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还是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是有两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是有二重性。”

 

田家英说:“主席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自己也有两重性,也就是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刘少奇摇摇头:“我不爱听这些话,希望你以后在我面前少讲这些内容的东西。”他翻着毛泽东谈话的记录,忽然指着一段话给他念道:

“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最近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送给我一个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好了,反修反帝,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话的行动。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话说得好,你要好好地理解。这次,他讲了吴晗下去好,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让他下去!”这个材料里写着毛泽东谈话的最后一段话:“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几十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历史的过程。先搞近百年历史。历史的过程中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历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过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样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两种都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看完这个记录后,对田家英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里有一些新东西,你们在传达中可以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但是不要说我对你谈的这些话,再说一句话:我不想再卷进去了。对毛主席的任何意见,我们能执行的就执行,暂时不能执行的也要讲贯彻,绝对不能硬顶。你可要注意罗瑞卿同志的教训哪。另外,陈伯达处处都是唱赞歌,我看这个人的动机也未必好,他也唱唱我的赞歌嘛。这种人要格外地注意。”

 

田家英明白了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了。他想起叶剑英最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还这样讲:“罗瑞卿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是他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总就对部队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总说得非常明确:‘全军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我们要把这股风坚决地煞住!部队必须很快地来一个转变,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林总着重指示:‘军事训练、生产可以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这些指示,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罗瑞卿硬要小家子气,赌气说林总这些指示是和他故意闹别扭,千方百计地要抵制林总的指示,拒不传达林总的指示,甚至公开反对。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他跑到高等军事院校讲话,说:‘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的起码含义。其实军事就是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本来是建国以来最好一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可是有人总是要吹冷风,泼凉水。我看这些人就是不怀好意。’他讲这些话都是赌气,其实一点作用也不起,反而暴露了自己,让林总抓住了他的把柄,狠狠地整了他一顿。罗瑞卿跑到毛主席那里来告状,毛主席还能听他的?马上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只好先请他挪个窝了。’罗瑞卿到这个时候还不改悔,硬要鸡蛋碰石头,最后还不是他栽了跟头?”

 

田家英向叶剑英询问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的概况,问道:“叶群和吴法宪等人揭发罗瑞卿指使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四条意见,希望林彪同志接受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叶剑英对田家英说:“现在罗瑞卿死也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是可能的。那四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林彪同志不要多管部队的事情,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嫌林彪管事太多的这些话,罗瑞卿在一些场合里也讲过。据说,叶群当场就把刘亚楼给顶回去了,刘亚楼又找到林总,提出了这四条意见,林总也批评了刘亚楼。这事情看来比较复杂了。毛主席的态度是,不管有还是无,罗瑞卿不尊重林总的态度总是错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评批评。”

 

田家英对叶剑英说:“现在主席搞运动的矛头越来越表现出是对准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了,这样的革命会产生什么后果,请剑英同志好好地考虑考虑。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主席的批示中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一来,就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对待,是否科学?这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正这样地宣传起来,是否会在全国造成混乱?也造成理论上的歧义?我个人认为主席这样讲,反而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巩固我们党的威信没有什么益处。”

 

叶剑英说:“这话你可不要随便讲,你是主席身旁的人,讲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依我看,主席的这个研究是下了功夫,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发的二十三条,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论断.里面也明确她规定了这么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主席既然这样讲,肯定是有所指的。你以后不要再胡说了。”当然,田家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笑,对叶剑英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二十五章 见机行事

 

'毛泽东日夜翻阅各省的报纸,密切关注全国的动态。当他认为自己面临封锁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依靠自己的老婆才觉得唯一可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通过《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秘密通知《红旗》杂志的编委、哲学家关锋速来上海。他们要见他。上海毛泽东的秘密驻地,此刻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毛泽东已告随行人员:任何人不得在此时干扰他和江青的谈话。眼下,他神情激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江青的汇报。茶几上,放着几张《文汇报》,上面刊登有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文章,还有几本《鲁迅全集》。他的身后是一排黑色檀香木的大书架,他从北京带来的大批线装书零乱地摆在上面,同时还有从上海图书馆里新借来的一大批书。江青穿着一件驼绒线紧身衣,棕色呢裤,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正侃侃而谈。她不时地往后理一下短发,整整她的衣服,用白嫩的手指,翻一下手中的纸张。这些小动作,丝毫不影响她的谈话。她对毛泽东说:“北京至今按兵不动,尽管有人建议北京一些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彭真始终封锁。没想到彭真这一次跳得这么高。我离开上海后,一直没露面。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证明,他们抵制姚文元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和中宣部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双手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腾地站起来:“我就不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他想搞独立王国,那好,我们就较量一下吧。你让张春桥赶紧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单行本,往北京发,打乱他们的一统天下。你找过伯达、康生吗?”

 

“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转达了,他们正考虑写文章。连他们也感到,在北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把她的手拉过来,轻轻地抚摸一下她的手背,叹了口气,又坐回沙发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轻轻地嚼碎喝到嘴里的茶叶,咽了下去,说:“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把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的修正主义。斯大林活着时,赫鲁晓夫肉麻地吹他、捧他,他刚死掉,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去年,他的伙伴们又发动政变,把他搞下台。我们党有没有人企图赶我下台呢?有!我们身边就有赫鲁晓夫!我是准备他们把我打碎的,何况是你呢?与其将来他们闹事,不如我们现在革命!”

 

“怎么个革法呢?”

 

毛泽东对她微微一笑:“你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江青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涌出来。她很兴奋地拉住毛泽东的手,她二十三岁起就跟毛泽东在一起生活,他很少用这样的语言来和她谈心。现在,他向她交了底,告诉了他所担心的和准备干的事情。她感到了他的信任,一下子扑到他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他,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润之,我不能在杭州久呆,我要到上海去,安排那几个秀才和你见面,让他们有点思想准备。这次革命,全靠上海的同志们了,将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们的作用和功劳。”江青一口气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同时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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