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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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是另一个我们必须肯定女人积极参与其中并带来变化的例子。缠足的普遍化与女性吸引力问题搅在一起。女人是肯花时间试图让她们自己、她们的女儿和女主人显得更漂亮的那种人，但是她们对美的理解大多建筑在男人喜好什么的基础上。被为他们唱歌、穿着打扮优雅的妓女迷惑的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女儿对其他男人激起同样的感情。被妓女吸引的男人的妻子必须决定是否在外貌、才艺方面与对手竞争，或者走向相反，保持明显有别的妻子的举止，朴素大方，严谨谦和。在养育女儿方面，她们必须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强调谦和而不是别的，比如说音乐技能。当她们决定给女儿裹脚时，实际上已经承认有必要模仿妓女使自己更吸引男人而用的诀窍。缠足一旦变成已经普及的习俗，267母亲们只要简单地说不裹脚就嫁不出去，就可以了。但是缠足并没有流行得那么快，有一段时间必定是母亲们积极地参与和推进了这桩事。
在我们今天可以断定的对她们更有利的变化中，女人是否扮演了主要角色？她们当然介入了涉及联姻策略的所有决定，比如说是否把女儿留在家里给她招女婿，还是让她们嫁出去。嫁资上扬的趋势里她们一定也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妻子们经常被描写为在帮助小姑子或女儿凑齐嫁妆。像丈夫在晚年倚仗儿子超过依靠女儿一样，女人愿意参与把更多家产送给女儿的决定，只不过理由与丈夫重视儿子不同。给女儿嫁妆可能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的姻亲关系，只是愿意帮助年轻姑娘完成难度原本较大的过渡。由于女人积极参与为子女择偶的事，她们多半也在跨地区联姻的趋势逐渐减弱的过程里起了作用。难道她们不是比丈夫更愿意不时见到女儿，从而热衷于把女儿嫁到只有几天路程的近处吗？可以把高品级官僚家族之间远距离联姻的减少，以及嫁资的上扬，当作妻子更多地影响家事的决定的标志吗？
最困难的是证明女人在话语和价值观的改变中起了多大作用。男人阐述伦理问题，理所当然，他们在阅读经典著作后，在对宇宙论普遍原理的理解上产生了想法，并没打算影响妻子和母亲。无论女人是否用不同标准评价女婿和婆婆，或不管她们的想法能不能影响丈夫或儿子，都不能在现存史料里找到估量的依据。
像男人一样，女人在变化中的作用包括许许多多小的、积累起来才形成效果的行动。她们的参与形成的总体冲击不应该估计得过高。已经论及的几个领域没有女人自觉地反抗男人既得利益和欲望的迹象。女人甚至比男人更不可能像对方不存在一样行事。在很多领域里她们的行动几乎都完全凭着周围的男人的判断，考虑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将成功或失败，令人愉快或不令人愉快，招人喜欢或令人厌恶。
父权制的持续
列出婚姻和女性境遇在宋代发生的变化的特点使我们把中国妇女史里一个基本问题推到了前台。268为什么这些可视为有违妇女利益的变化能轻易地延续下来，而那些有望带来进步的变化没持续下去或出现了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前瞻性的进步，我想，包括通过嫁妆把更多的财产转移给女儿，重视姻亲组成的联盟，更普遍地容忍入赘婚，让女性通过纺织品生产的商品化得到更多赚钱的机会，还有更多士人认识到应该让姑娘们受教育，学会读、写。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还出现了许多反方向的现象，缠足普遍化，买卖女人的市场在扩大，知识界的关键人物对妇德、女人的贞节和把男女分隔开的原则持相当僵硬的态度。
历经了宋以前或以后的许多历史变迁，中国的父权制始终不变地延续着，因此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必须在绝非宋代特有的因素里寻找。中国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变化了的思想和做法都没能扰乱父系世系制、父系等级制和以父系居住地为住地的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模式，相反还会被后者吸纳进去。家庭生产的基本模式毕竟不会因女人卖掉纺线而动摇。家庭财产的基本概念也不会因为把更多的财产变成嫁妆而改变。除此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前提，比如家庭关系普遍基于不变的道德伦理关系；简而言之，人们不寻求变化。汉代就已经有了嫁妆，妾，识字的女人和纺线织布赚钱的女人。这些现象并不是史无前例的，著者们很少注意程度和范围上的不同。未觉察到世易时移的人就不懂得寻找机会重建社会秩序。
第十六部分：对于妇女 婚姻和变化的思考对于妇女 婚姻和变化的思考 4
但是，即便这些长时段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有助于限定社会和经济变化带来的冲击，它们还是无力解释为什么某些变化来得比别的强烈。为了探究这种结果，我们必须看一看各种变化互相碰撞的方式。我的假设是，无论上层阶级妇女无意中在嫁资的升高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影响下获得了什么样的权力或自治权，无论下层阶级妇女怎样从经济发展获益，享受到什么样的权力或自治权，它们都被买卖婢女、妾、妓女和娼妇的女人市场的扩大及强化父权制的普遍趋势抵消了。
为什么买卖女人的大市场对上层阶级妇女的生活产生了这么多负面效应？妻子让丈夫满足她的要求和愿望的能力肯定受到一种共识的牵制，即如果丈夫认为妻子乏味，他可以让妻子做管家和孩子们的母亲，同时纳一个妾做伴。这种可能越真实——男人周围纳妾的亲戚朋友越多，纳妾时的年纪越轻——对妻子产生的影响就越大。269这并不否认很多妻子成功地对付了妾，有人甚至似乎享受到由于服从她的女人越来越多而产生的优越感。然而，就像每个观察者看到的，总体趋势是导致女人们陷入争斗，她们在因嫉恨引起的纷争中把精力消耗殆尽。
女人市场的扩大对下层妇女的影响不同于上层。农夫的妻子不会担心、害怕丈夫纳妾，尽管绑架和卖妻的事偶有发生，但不构成主要威胁。然而，穷人家无论哪位未婚姑娘都会因父母为她们做的安排感到前途未卜，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会导致她日后生活得不安宁。
我相信，日益变大、变得重要的女人市场还塑造了知识阶层的社会性别差异思想。人们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女人和钱财的关系模糊了阶级和家族的界限，使家族间的联系变得歧义、含混并且脆弱，宋代士人对女人和婚姻的看法肯定被理解为是对这种状态的回应。文人学士的家族世界和女人市场之间的界限带有高度的互渗性。讨价还价把婢女买回家纯属家庭财政；男人把从前的妓女带到家里做妾，让她们招待客人；当官的和妾生了孩子，但在离任返回老家时把妾甩掉。为了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通过谈判、买卖解决的世界里确立一种牢靠的安定感，儒家学者想把人们固定在限定好的角色位置上。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妹和女儿不至于和女人市场沾边，上层阶级的男人特别注意传授给她们鲜明的谦卑的观念，不让她们接受任何暗示她们是玩物的那种被玷污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致力于运用道德力量保持品级、职能和角色位置的差别。与女性或通过女性建立的联系衍生的脆弱性给人带来的不安，看起来似乎在配合维系中国父权制的其他力量，比如增强中的宗族组织、士大夫和官员们则致力于完善祭祖仪式以适应本阶级的需要。
针对宋代理学家的严酷指控当中经常提到的是说他们厌恶女人，这种不审慎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从论述寡妇的那一章我们看到，在表扬寡妇守节这件事上，宋代理学家比同时代人或前人只往前走了一点点。至于说到儒家学者没有表扬女人自杀或缠足，这一点不值一驳。正如我们看到的，自杀一事确实存在，但是提到这件事的学者只是为了遮掩它。缠足伴随着对美的追求，并不是为了克己或保持男女分隔，而且从来没人把它和妻子的美德相提并论。没有提到女子必须正经、文雅、谦和、知书达理，更没特别提到女孩子应该缠足。母亲们也没因为会给女儿裹脚或裹脚的技术高超而受到儒生的称赞。
270与此同时，很难否定宋代文化盛行的观念和意象里理学家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尽可能地把妻子和丈夫的父系世系联在一起。像司马光、程颐、朱熹、黄榦等一流学者都非常明确地排斥流行文化里与父系世系—父权制模式不一致的因素，比如女人的文学创作、女人的财产权、女人参与家门外边的事等等。因为他们希望从整体上强化父系原则，还因为他们看出来通过女人建立的联结纽带比较脆弱，他们试图把家庭标示为类似市场上的交易不能进入的领域，而家庭内部个人间的联系纽带则应该建立在永久不变的——并且是父系的——原则基础上。
买卖女人市场的发育和宗族组织、哲学话语里父系原则的复苏并不是遏制改善女人生存环境的惟一的发展变化，需要更多地研究元朝和明初发生的事，比如如何看待嫁妆、联姻策略、识字率和由姻亲结成的联盟。蒙古入侵冲击了中国的法律和文化认同感以及需要更充分理解的知识分子对正统和稳定的关注。然而，改善妇女境遇一事之所以失败的部分原因，无疑地建筑在始于宋代的各种发展之间的动态交汇作用上。
妇女史和中国史
最好的妇女史并不仅仅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人；妇女史挑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如果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本书的读者应该准备着在阅读诸如商品化、理学、法律制度和阶级结构等这类中国史老课题时产生新问题。应该学会停下来思考这些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给妇女带来的结果哪些与男人相同，哪些相异。当阅读有关贞节、美貌、宇宙观或平等这些专题论文时，应该对涉及社会性别的信息更敏感。考察男人的生活或思想时，应该更加留心他们与女人和孩子的关系，更能接受爱恨交加、模棱两可、含糊暧昧和激情迸发的信息。甚至应该开始预见到不研究女性和社会性别问题的历史学家将难以深化研究工作，因为这个领域史料缺乏，还有既定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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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发现考察历史语境中的妇女，使我质疑以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基本理解。比如，我发现有必要将涉及女性、性欲和姻缘的文化母体思想看成为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的未经整合的汇集，271分门别类地包括训诫著作、民间传说，或衣服样式、房屋的规划。我慢慢发觉这些思想经常通过意思含糊的想像，用片片断断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多由于那些感情和想法正是人们与之斗争的那种，有违中国社会理性化、道德化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些部分矛盾的、共存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但是这个集合物也没有被综合成一个统辖一切的系统。
我现在开始猜测这个模式在中国其他文化领域也同样有效，比如民间信仰。中国人通过建立一个众神殿的办法把各种神灵、鬼怪和恶棍聚在一起，借此与社会上认为是不好的感情作斗争，诸如淫欲、贪婪、仇恨、厌恶等等。这些彼此有关、未经组织的思想也许还用相同的方式进行传播或复制。为了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社会行为的联系获得更满意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跨越并包容两种表达的思想框架，一种是言之凿凿、清晰明确、道德化理性化的思想，另一种是必须表达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模棱两可的想法。
对父权制的延续进行的类似思索促使我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尽管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不变”的中国的旧观点，我们还是不应该矫枉过正，否认与别的主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以明显的连续性和经过某些背离后仍能回到原有均衡点的总趋势著称于世。比如，纵观整个中国史，一些基本的宇宙论原则得到广泛接受，如活人和死人之间有某种联系。在漫长的帝制时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立个体农户使用土地的方式，并给他们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进行运作。整个帝国时期还以时常回到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为特征，即朝廷靠委任并经常调动官员管理着地方单位，以便保持中央集权的统治。是不是把同样的机制运用到所有持续存在的特征当中了呢？我们理解父权制延续的努力是否可以用来理解其他的连续性和循环模式？这些连续性是相互连着的，还是这一种促成了另一种？
换句话说，在我们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来就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