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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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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哟!要不是碰见你,我就都挪动了……苏联人的经验也不是随便学得哟!”那些没挪的秧子结满了西红柿。奇怪的是,每棵秧儿上长着三种颜色的西红柿,有黄色、紫色和鲜红色的。 
1943年初,一天,中央宣传部全体同志都到赵毅敏、董纯才窑洞前的院子里开个“小会”。陶希晋似乎是“主持”,他说:“我们这几年开荒成绩不小,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对国家,对抗战都有很大益处。中央奖励我们宣传部一条毛毯,我们要选出一个开荒模范,把毛毯奖励给他。” 
边区毛纺厂生产的毯子,真材实料,厚重的像薄棉被。黄色的毛毯在大家手中传看,博得众人赞叹。 
中宣部三十多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目标集中到徐特立老人的警卫员小秦和我的身上。徐老看到我和小秦难分高低,就表态了:“我们种的小米,煮的粥是真香啊!自己的劳动果实嘛……小李是又能吃,又能干,开荒种地,他一个人顶我们两个人,评他当模范我不反对。” 
陶希晋提议举手表决。他踮起脚跟,一五一十的数票。结果,我比小秦的票数多。徐老微笑着冲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去,从徐老手中接过毛毯,向徐老鞠躬,大家拍了一下手掌,各自散去。 
和徐老在一起,感到比父亲还要亲切的关怀和爱护。他时常向我们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1985年我听徐乾同志讲,解放后,徐老每年都要给他的警卫员小秦寄几次钱,每次数百元。小秦在桂林工作,家里小孩子多,徐老尽力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1)   
杨家岭上的“体育明星”是王盛荣,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一百六十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可惜王盛荣到东北住进齐齐哈尔市小洋楼,楼下警卫员擦枪走了火,子弹穿过地板打断了他的大腿。1949年以后,他定居武汉,也无冰可滑。 
陈云不喜喧闹,幽默少言。中组部的同志在球场打排球。王鹤寿、刘子载、王盛荣几个中层干部都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跑来跳去的十分惹人注目。我听李富春讲,陈嘉庚'1'是爱国华侨,到延安参观访问后,给我们八路军捐了几万双球鞋。鞋子都发给部队了,延安留下的几双就给了像王盛荣这样的“老革命”,连陈部长和我都轮不上穿。 
排球开局,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中宣部的几位年轻女同志常常邀我跟她们去跳舞。 
“小李,来,我教你跳舞。” 
“跳舞有啥用呢?” 
“跳舞能锻炼身体,还能搞‘外交’。” 我知道“搞外交”意指谈恋爱。 
我说:“嗨!跳啥舞呀,捏个‘小猪爪’也不能啃一口!” 
她们听我解释说‘小猪爪’是女人的小手,差一点笑破了肚皮。 
延安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原始的与现代的相互交融。战士们在黄土地上画个田字格,摆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中宣部的娱乐稍稍高级,我们用黄泥捏出一个个疙瘩,晒干后涂上黑、白、红的颜色,制成跳棋,玩一次跳棋,手掌就染上花花绿绿的颜色。象棋也用黄泥刻制,或用硬纸片剪成。更高级的就是王鹤寿与毛主席下围棋,张闻天陈云他们下国际象棋。 
有一天,大家说起象棋和围棋的发明,都不知道围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长篇大论,滔滔地讲起来: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许多话,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只记住了他评论,现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太野蛮。 
中宣部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中宣部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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