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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9部分

小说: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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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组部,碰见王盛荣:“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军观察组工作啊!你找找他们美国人,给我要一种药,好不好?” 
我说:“那还不好办。” 
王盛荣说:“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个人,写个条子。”匆匆离去复匆匆归来。 
美军技师看了我带去的英文字条,点点头,转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药饼饼。他用中国话问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谢谢你了。” 
美军技师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药片尽管找他。 
王盛荣得了药片,高兴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帮了大忙了!”延安时代,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普通的腹泻、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几粒消炎药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十分珍贵。 
我几次遇见王茜和江青在观察组的柳树林子里跟美国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极好,江青可以借助她与美国人交谈,顺便讨要一些西药。有时毛岸英也来凑热闹。 
美军观察组成为延安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中宣部的董纯才、柯柏年隔三差五来观察组搜集英文报刊杂志。我见他们吃力地怀抱大叠的书报,要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家,只有董纯才让我送过一回。 
观察组的餐厅亦兼电影放映厅。银幕上放映的好莱坞故事片,豪华的别墅飞奔的汽车令人耳目一新;半裸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亲吻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延安的艰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低声嘟囔着,这都是些啥玩意儿!低级趣味!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后来,美国人似乎醒悟其中缘由,改为放映战争新闻纪录片,阿留申群岛之战、关岛登陆战、北非战场、诺曼底登陆战等等。成群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在银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们又有了看电影的兴趣。观看“珍珠港事件”纪录片的时候,美国人用中国话说:“这就是日本人轰炸的后果!”。 
翻译叮嘱我们,看电影时,愿看就看,不愿看就走,但是观影时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观察组附近几个学校的学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们看到银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阵亡时,分不清敌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兴,兴奋地鼓掌欢笑。后来,有一位美军军官常常站在观察组的大门口,拦住外单位人问:你来干啥?对方回答:看电影呗!那位军官摇头说,今天没有电影。这些影迷们只好走了。 
美军翻译有时也给我们做电影同声翻译,这是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战役。我记得,有一个记录影片连续演了三夜,美军太平洋部队进攻日军的一个总司令部,十几栋花岗岩堆垒的二层小楼异常坚固,日军拼命抵抗,美军伤亡惨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没有来的鬼子轰炸机专门来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坡的黄土唰唰地流落下来。 
日军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袭延安时差了许多。观察组院子里的气象观测楼,仓库,餐厅和吉普车都未中弹。只是这次投掷的炸弹很特别,弹坑很浅,弹片扩散的范围却很广,延河滩上种植的高梁,那浓密的高梁叶被弹片削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笔直的一根根光杆儿。落入延河的炸弹爆起的弹坑增加了吉普车涉渡延河的困难,我们只好派出一名警卫战士下河探路,在水中弹坑附近插上标杆,作为路标。 
日军轰炸美军观察组不久,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访问。 
赫尔利乘坐的大型运输机在机场停稳,机翼上四台发动机还在旋转,刮起滚滚黄尘,待黄风停息,机场跑道已被吹出四道长长的半米深的凹坑。我坐在吉普车上,望着从天而降的钢铁巨鸟,心中惊叹不已。吉普车旁周恩来副主席和包瑞德上校亲切交谈,等候迎接飞机上的美国客人。历史的瞬间就这样在身边掠过,人们却那样的无动于衷。 
1945年8月,赫尔利第二次飞抵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登上飞机之际,赫尔利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嗷嗷地嚎叫,搞的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使在场的人们感到他把毛主席弄上飞机,实现了什么阴谋似的。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2)   
毛主席去重庆四十多天,延安军民煎熬了四十多天。党政军各个单位天天组织讨论,议题就是:“毛主席在重庆,如果被蒋介石扣押,被蒋介石暗杀了,我们怎么办?” 
赫尔利亲手结束了中共与美国的“蜜月”关系,为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对抗埋下了种子,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也是历史罪人。   
圣诞节之前,获取卡宾枪情报   
临近1944年圣诞节,观察组买来一头黄牛,准备屠宰了,做圣诞节大餐。黄牛很聪明,知道末日临头了,不停地低声哀鸣,眼睛里流出大颗大颗的泪水,真让我伤心。 
我和翻译开一辆吉普车,两位美军朋友开一辆吉普车带两只卡宾枪,去南四十里铺的山沟里砍圣诞树。这天大雪纷飞,我们四个人穿着美式军用皮靴,笨拙地在没漆深的雪地上跋涉。进了沟口,转过一道山梁,看见满沟的森林,美国人高兴地大声喊叫,向上奔去,脚下一滑,两人都摔了一个“前趴”。翻译顺手拿过卡宾枪,让我背上。在森林边缘,一群山鸡受到惊动,呼啦啦地像飞起来。另一名美军急忙举枪射击,一枪一枪打了十几发子弹,也没击中一只山鸡。我从背上取下卡宾枪,也不瞄准,向天空飞成一个疙瘩的山鸡放了一枪,只见五颜六色的羽毛伴随片片雪花飘舞。嘿!还真蒙上了!我们一声欢呼,连滚带爬地捕住在雪地上挣扎的山鸡。 
砍圣诞树时,这两位“老外”格外挑剔,一个说,这棵树大了,另一个又嫌树型不好看。左挑右选,又爬了两个小山包,终于砍到一棵满意的圣诞树。下山时,翻译悄悄地对我说,小李,你快开车,争取提前半小时到家,我和他们在后面慢慢走,这是一个任务。 
我把卡宾枪放在坐椅旁,不顾雪深路滑,飞车疾驶。回到观察组,早有一人等候在门口,没等吉普车停稳,他就奔来,从车上取下卡宾枪,转身就走。我跟在他身后进了我和杨管理员住的那间宿舍。宿舍里还有三人在等候。他们二话不说,拆卸卡宾枪。一人拿出一架又小又薄的照相机,把卡宾枪的零件一一拍摄下来,一人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的尺寸,一人趴在桌子上画草图,记尺寸。测绘完卡宾枪,他们用白布单兜起全部零件,让我赶快送到警卫班,让战士们擦枪。随后,我走到大门口,远远看见雪地中开来一辆吉普车。翻译领着那两个美国人来到警卫班,对他俩说了一通英语。意思是,小李开车也太快了,枪从车子上掉下去了,差一点没压坏。你们看,他们还在擦枪呢。卡宾枪在当时是新式武器,自从美国人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才见识这种自动步枪。 
测绘美军卡宾枪之事后,翻译再三叮嘱我:“没有旁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件事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来呀!”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延安的情报。中方获取卡宾枪的情报,也是互有往来。 
延安的圣诞是美军观察组全体人员的节日。山沟里砍来的小松树,插入一块半尺厚木版的深孔里,再用三根木条支撑固定,松枝上彩灯闪烁,挂满了各色锡箔的星星。女打字员用红纸扎了三朵大红花,也挂在圣诞树上。餐厅变成了舞厅,长长的餐桌上摆了蛋糕、烤鸡、烤牛肉、威士忌酒,舞会宴会持续到天亮。   
乘美军飞机兜风   
从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开始,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重庆延安之间。每次运输机抵达和离开延安,我们这些“八路军司机”全都出动,接送客人和机组人员。 
1945年夏季,延河发洪水,河滩里的卵石乱了,开车过延河就困难了。这时候,飞机运来一台四轮发电机组,功率1000千瓦,美国人要给贺龙的边区司令部、近邻的中组部和杨家岭安装电灯。 
我驾驶中吉普拖着四轮发电机,驶离延安机场。同车的美国人一看到了延河边儿,示意他要驾驶。中吉普车拉着发电机缓缓驶入延河,河水渐渐浸没大部分车轮。汽车行进至河心,忽然熄了火。同行的一辆中吉普车和两辆小吉普从一旁过了延河,卸下车上的货物,拴起三截钢丝绳,三辆吉普齐力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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