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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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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任弼时就说:“你们这几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结束时,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注意日寇投降后,存在内战爆发的危险。毛主席详细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毛主席的预见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后记 重返陕北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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