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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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2）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去。首长就说：“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这样不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现在做了汉奸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记啦！”
我反驳他：“不磕头，就要成汉奸啦！”
首长好惊奇：“嗬！小伙子说话很有劲咧！”
临别的四句话
离开延安的当晚，我们宿住三原县城。
黄祖炎招呼司机一起吃饭，他对跑堂说：“东家，我们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顾好司机师傅。”晚饭时，首长点了酒和菜，陪司机喝酒，首长说：“你喝一点酒，睡个好觉，尽可能把车子开稳一点儿，我们几个牺牲了，没有多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和军火物资，前线还等着用炸弹呢。”
一卡车炸弹停放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我和首长一家住一间客房，睡一条大炕，司机睡隔壁房间。半夜里，小长生不停的动弹，用小手四处抓挠。黄祖炎说：“小李，打开电灯，看看是不是有臭虫呀。”
我把电灯扭开，墙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虫，炕席上臭虫挤成疙瘩，我和首长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蝇拍剿灭臭虫。
隔壁房间的司机走过来说：“首长啊，看来你们没有出过门儿，没有遇见过臭虫，你们把灯开着，臭虫就不出来了。”
我和黄祖炎坐在炕头，点亮电灯。他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块光洋，这五元钱，就算我还你了吧。我想多给你些钱，又怕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是多是少也不讲究啦。”
我推让不从，黄祖炎硬将纸币装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长说了许多话：“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也许还有，到西安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还不晓得。这钱的事呢，今晚给你说几句话，一是，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工作，发给一定的工资。”
我插了一句：“首长啊，什么是工资呢？”
“工资就是你干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就是钱票子呀。”
首长继续说：“你有了工资，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负担了，花不了的钱，你不要买什么这个券，那个票，这些都是资本家嘘弄人的，你看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