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残明梦-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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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有一个叫顾宪成的吏部文选司郎中，先因“国本”与当局意见相左，复又在廷推阁臣中不符圣意，被革职返乡。他便在故乡南直隶无锡集同道讲学，讥议朝政，与朝中同志遥相呼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东林党。
万历帝呢，已经有好几年不上朝理事了，长期燕居深宫饮酒作乐使他多少失去了进取心。因此他支持石星封倭，以求得暂时的和平。但深居内宫的他决没想到丰臣秀吉所欲并不仅仅在于封王，从而也没有料到朝鲜会发生第二次战争。
当边臣急报时，举朝纷纷归罪石星，石星转而诘责沈惟敬。沈惟敬犹自睁着眼睛说瞎话，辩解道：“倭兵此来，不过责朝鲜礼节。今专听天朝处分，非有他也。”石星遂依旧漫不经心，对一切听之任之。
正月二十五日，朝鲜再次遣使向明朝求援，群臣议论纷纷。石星这下再也坐不住了，他自请削去宫保职衔，前往朝鲜谕令两国就盟罢兵。但万历帝不许。
他早在三年前的射所之议后就曾说过：“卿受朕委托，但军国重务，既实见得是一一主张，朕自当虚心听从。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现在该兑现了。
倭兵再度席卷朝鲜时，朝鲜政府仍旧无粮。朝鲜尤其南部大片国土田亩抛荒，渺无人烟，宛如赤地千里。请援之际，朝鲜王诉苦道：“自被凶祸，军兵死亡，财粟弹竭，稍完州县，亦困于调运，一样残破，所垦荒田十分之一，秋青草可以随处刈取，庶足支用。而至于粮食，则上年税粮，才有七万石零，而内供经费，外应调度，所余能复几何？今年秋税虽计亩收取，丰凶不可预知，所收视上年多少如何，此则可及明年需用，而无及于今年。”户部无奈，只得令“运金、复、海、盖等五仓米十万石于平壤；辽阳、汤站等五仓米六万石于义州。”兵部则议定再添辽东马兵共三万三千之数，选委参游等官统领训练，为救援朝鲜之用。
这次战争也像上次一样，让万历皇帝既出兵又出粮。大明王朝就像一头在使劲地拖着一辆破车的老牛，忙碌中不得不顾念着要驱赶走身边正在威胁着小牛犊的蚊蝇。
其实，明、日双方前线将士都不愿打战，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不过是从中撮合罢了。只是他们方法用不对头，他们没有把双方意图如实汇报，而是一心求和，竭力欺瞒。在发现事将不济后，不思积极补救，反而继续行骗，怀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打算。如果他们成功，也许将成历史上最大骗局了。然而，在僧人承兑的作用下，最终还是失败了。
而丰臣秀吉过于高估自己，加上行长、沈惟敬诸人所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他误以为明朝态度软弱。本来自倭军首次侵朝受挫后，既知明军厉害，己方胜算不多，不一定就敢倾全国之力再次与战，现在是被二人欺蒙以致骑虎难下了。另外，朝鲜王及其使臣也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也失之于偏执机械。当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天下”人治制度的缺陷，最高领导者本人的性格弱点以及三方政府缺乏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
（六）谎言被戳穿
丰臣秀吉到底是什么态度？明朝自频接边臣急报后，廷议遣使于朝鲜，取“表文”进验。
沈惟敬自知此事迟早露馅，便找了个滞留朝鲜以“督促日本退兵”的借口，让杨方亨先回。石星则给予大力配合，并为日本未遣谢恩使辩解道：“不必来谢，以滋骚扰。”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杨方亨带着购自日本集市的所谓丰臣秀吉“贡品”厚载而归。群臣见之无不嘲笑道：“猩猩毯、天鹅绒出自南番，皆人贩卖与日本者，何云方物？”惟独石星深信不疑，并以部分“贡品”珍珠鹅绒赂送东厂官校，以塞住这些耳目的嘴巴。
受沈惟敬影响、感染了欺瞒立功病的杨方亨，既想保有封贡大功，又怕事情败露后吃罪不起。为此他手里还牢牢攥着石星前后致沈惟敬的手书，内有石交代沈“如事办妥，荐为督抚”等语，以便万一事或不济时将一切过错推在石星和老沈身上。
当他呈上伪造的丰臣秀吉“谢恩表”一道及沈惟敬自行采购的“日本贡品”时，战战兢兢的心几乎快从胸腔内跳出来。幸好，万历帝并未在意。
杨方亨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开始煞有介事地报称去年九月初二日于大阪城受封，即以初四日回和泉川。丰臣秀吉对天朝册封感激涕零，并无异议。至于日本责望朝鲜一节，日本方面也表示听凭天朝处分，决不违背天朝的约束云云。
然而明政府在验证丰臣秀吉的“谢表”时，却发现案验潦草，前折用丰臣图书，不奉正朔，无人臣礼，更不像是丰臣秀吉“求降”的口吻。
这时朝鲜的告急文书再次送到北京，万历帝这才发觉自己受了骗。
经过严厉追问，杨方亨只得吐露真情。他将所有过错推到沈惟敬身上，并交出石星前后致沈惟敬手书，大指他意欲苟且完成封事。
此时沈惟敬亡命去了，哪里还有辨白的机会？而石星强力自辩，也以杨方亨密揭进呈。情急之下，只得靠告发他人以求脱身：“总督孙鑛与倭将清正私通，遗之四彩币，令入犯破坏封局。”
于是中朝科臣蔡思穆、郑汝璧、张文华、吴文梓、吕鸣珂、周孔教、姚文蔚、张辅之、杨应文等先后上本。言封典之当罢，本兵之误国，总督之依违，请皆削职回籍，更议出援。
万历帝大怒，下杨邦亨于狱，勘问如律。刑部尚书萧大亨会同九卿科道等官复议道：
该臣等公同参看得东倭议封之始末，举朝虑其不可成。独力担当者，石星一人耳。原其心，正欲偃兵省饷，保护属国。虽非有他，但轻听细人之言，几误军国大计。即本官自言，封事不终，副托罔效屡乞罢免。可谓自知极审，合令回籍。以俟东事定日，另议处分。
至于孙鑛，身任疆埸之事，侦探倭情顺逆，的量使臣进退，亦自职掌。遽称赍奉勅文勤谕册使，无非播威灵重王命。谓之交通，谓之哄诱，藉以清正之再来，诿过于鑛。岂戋戋四币，便能罢已封之成事哉？臣等反复参商，万万可保必无者。杨邦亨幺么武弁，反复小人。依违于渡海之时，罪固难逭；讦奏于还朝之日，情又可恶。且今倭奴寇在门庭，有燃眉剥肤之势。孙鑛职在阃外，正救焚拯溺之时。一切防御事，肯责令悉心筹划，不得杜门逊避，致失事机。
万历帝览罢，传旨道：“这看问事情，尔等既说石星心欲息兵省饷，但轻听误国， 情有可原，姑且革了职，还候旨定夺。又说清正再来，非因孙鑛所致。今逊避恐失事机也，着革了职回籍听勘。其蓟辽总督员缺，如便会推久历边疆熟兵事的数员来看。杨邦亨反复小人，本当重究。姑念其远使之劳，着革职了永不叙用。”
于是，九卿会议东阙下，推以前兵部尚书田乐为兵部尚书。其时田乐致仕在乡，远道未便赶及，便以刑部尚书萧大亨暂署兵部事；又推兵部左侍郎邢玠代孙鑛为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经略御倭兼理粮饷，进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兵部尚书石星、蓟辽总督孙鑛两人均免职，并命追捕沈惟敬。
沈惟敬闻知明朝廷将追捕他，立刻率营兵三百亡命天涯，准备投奔老搭裆小西行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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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见后文《日本野心不死》。
②抗野名将，朝鲜国抗击女真族骚扰的名将。野指女真族。
③骑船：装载骑兵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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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李西麻（15） 热 【字体：小 大】
第十一章 东李西麻再携手（上）
作者：郭进艮 文章来源：玉苍山下 点击数：290 更新时间：2011…8…18
（一）复议征倭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初五日，明朝廷召集各官讨论朝鲜局势，复议征倭。
其时连年用兵，国计左支右绌。群臣讨论现要出兵，非四五万人不可；朝鲜王也请求先调南兵三四千，星火进驻要害以为声援。怎奈自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大军尽数撤回，即使最后一支驻防部队刘綎的川军也已于三前年回籍，而天津、登莱戍守的南兵也俱各议罢。平壤之役中最勇敢的南兵，以功赏不公，均心怀不满，归国后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竟以激变予以诱杀，幸亏兵备使项德桢檄止，否则非被杀得一个不剩。因此人心愤惋，意欲再次召募时，应者寥寥。举朝上下，无计可施，归罪于石星，纷纷请求诛杀以彰国典。
然而面对日本强寇，朝中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兵部等衙门议处朝鲜问题时上疏道：“今朝鲜已经残破，粮饷空虚，代守固难。而不援朝鲜，将为倭有。不惟前功尽隳，且虑不支，折而从之，又增一外敌也。”
这时又一位自日本回来的间谍为明朝决策提供了依据。
继许豫、张一学、张一治之后，史世用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回到国内。
史世用原来在这年正月就已经驾漳州海澄县商人吴左沂鸟船先行，不意中途遇风舟覆。他和承差郑士元仅以身免，流落萨摩州数月。至八月二十九日，恰逢出使萨摩的琉球使者路过此地。二人蓬头跣足，身穿敝衣，十分狼狈，当下顺搭琉球船到琉球，再搭乘该国朝贡船回大陆。然而朝贡船又在近抵海岸时遭遇风暴，漂流到了福建泉州。途逢硫矿消溶，马匹倒毙。史世用命大，再一次死里逃生，于当年十二月复命。
但是，此时封事已决，朝廷不愿节外生枝。战守派许孚远、刘芳誉和福州知府何继高三人相继调离，继任福建巡抚的沈秱为封贡派，出使日本萨摩藩回来的巡海守备刘可贤则受到福建巡按御史周维翰的弹劾。继而兵都覆奏，诏今后沿海地方只宜修整防御，勿得擅遣侦探以生事端。因此，史世用回国后并未受重用。
史世用并不消沉，他将在日本所收集到的情报进行搜集汇总，编成《倭情备览》一书。该书收集了沈惟敬前后通丰臣秀吉之书，许仪后和在朝鲜被掳人廉士谨等通于边将书，以及晋州陷城时满城男女皆死而无一人屈伏之状，无不备载。书后还附录万历庚寅年（1590）黄允吉等出使日本时所携书币、礼单以及倭酋书契，十分详尽。
此书一经刊印，影响甚大，成为明朝了解日本事况的渠道之一。至此倭事复坏，史世用及其书便受到中、朝两国的重视。朝鲜王李昖在接见史世用并览其书后，曾赞道：“此人十分奇伟，其文亦奇。先见若鬼神，容貌又卓荦，真是天下奇士呵。”
其时倭兵分诸路进入朝鲜，如东莱、机张、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岛、梁山、蔚山、加德皆为占据，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晋州、固城、泗川、昆阳等地皆为横行蹂躏，朝鲜军吏一步不敢进前。只是朝鲜经战乱荒废无粮，倭兵粮饷不敷，海运不利，以此未敢深入罢了。
到了三月初，行长、清正兵粮战器船方到。原来日本国小，钱赋不多，秀吉一时调众将渡海，只得将各岛居民加以水火重刑，征输仅足两月。行长见粮运不继，与竹岛倭将商议，必须待七八月谷熟方利冲犯，便以此言通报秀吉。明朝、朝鲜得以在有时间内做好应战的准备。
因此，长达七年的朝鲜战争，日本拖不起，失败只是早晚的事而已。一些日本鹰派学者，著史书大肆夸耀倭军精神及战功。如果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恐怕屁滚尿流几不自堪了。
而此后日本陷入战争的旋涡中，想要脱身已是不可能了。小西行长、岛津义弘也多次尝试与明议和，但彼此疑惑，遂终不成。
而明朝此时了解日本之状后，士气更加十足。
朝臣们先图守策。以天津系畿辅门庭，登莱为中原襟带，建言欲于两处各设巡抚。先前总督孙鑛议设水兵游击驻旅顺口，以护卫天津；又设浙兵游击统三千人驻鸭绿江；西设海防道一员驻辽阳城，专管宽奠至金州一带防倭军务。郎中张汝蕴又建议在旅顺至天津间的大沽、起口以兵分守，侦卒远探，一有警即调各镇兵并力协守。
大学士张位疏陈“代守”之法道：
“欲为自固之谋，先择要害适中处所以立根基，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始为万全之计。莫若于开城、平壤二处开府立镇，西接鸭绿、旅顺，东援王京、鸟岭。势便则遣轻兵以趋利，不便则虎踞此处以压其邪心。练兵屯田，用汉法以教朝鲜之人；通商惠工，开利源以佐军兴之费；选贤用能，立长帅以分署朝鲜八道之士。开平既定，次第取庆尚、忠清、黄海等处，日逼月削，倭可立尽。既定此策，即当通登莱入辽之海路，从此转饷以资军，使往来之人不疲于陆。且令二镇连络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鲜之黄威岛，陟釜山而窥对马。”
当明朝以此征询朝鲜意见，谁知朝鲜君臣生恐中国吞并，上疏婉拒道：
小邦形势，全、庆二道为重。庆尚，门户；全罗，府藏也。无庆尚则无全罗，无全罗则虽有他道，终无所资以为根本。斯乃倭所必争，我所必守。倭若据全罗，则远之西海一带，近之珍岛、济州，皆为窟穴，纵横无所不通，便风一、二日抵鸭绿，即开城、平壤不足为固。往在壬辰，倭陆抵平壤，又从水犯全罗，绕出西海，幸舟师扼于闲山岛。今倭据庆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为其巢穴，对马、釜山间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