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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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幸瞧鳌Ｎ以魑闹职镏惺痉恫僮鳌Ｓ腥嗽担绻拦だ匣嶂慌沙稣馊鋈恕呶肌⒖急忍睾偷铱嘉摹敲矗邓枪ぷ鞯募壑凳队谠谒巧砩系耐度耄龇枪恰·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6天津惨案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我们都被一声突然的炮响吓了一跳，那是从一艘刚刚到达的轮船上发射的。我们赶紧返回住处，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船长带回了有关天津惨案的可怕消息，法国领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惨遭杀戮 。谣言迅速传开，说在每个商埠，都将出现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于是，在烟台的外国人立即组织了一只志愿保安队，我也参加了。连着许多天，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中国人的动向，以防止他们进攻我们的驻地。 我的同事去世后，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以便尽快掌握它。因为，作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传教事业的所有职责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顾苍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凭了它，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决定走怎样的路，学会了如何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7第一个皈依者，1870年在允许他进入教堂之前，我对第一个在我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我问：“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人伤心地回答：“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大大的罪人”。我的心被震了一下，为回答者的坦白，也为自己所提问题的愚蠢，并意识到那人在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多年以后，罗伯斯顿（）先生在黑龙江附近新开了一个基地，属于他所在的长老会。一天，一个男子从附近地区来到教堂，告诉牧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你属于那个教派？”“浸礼会”“谁是你的引导者？”“烟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十九年”“你住的村里还有其他基督徒吗？”“没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是基督徒”罗伯斯顿先生有点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认为，像这个人那样，处在不信教的邻居之间，没有牧师也没有旅行传道者去访问他、帮助他，是不可能坚守基督徒的本分的。当地的牧师建议让他做一次祈祷，据此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人一祈祷，所有对他的怀疑便烟消云散了：他的祈祷是那样娴熟，那样投入，说明他每天在都跟主进行交流。我很幸运，从当地人中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助手。他姓程（），是前太平天国的一个文职官员，从劳顿先生那里接受的神学训练。在我早年活动于烟台期间，他在曼彻斯特的克劳斯文纳（）教堂的资助下进行工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10满洲之行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却达六百英里，穿越满洲到了朝鲜。同伴还是罗伯特·利磊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图都会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冒险之旅，并且确确实实，在朝鲜差一点没能逃脱对方的追捕。（1）海上惊魂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危险是令人惊恐的渡船失事。那时，我们乘坐一艘德国帆船，借着强劲的南风由烟台驶往牛庄——满洲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床铺上掀了下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浅水里，高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底。船厅里的大镜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块碎片。船长把航海图放在驾驶台上，哆哆嗦嗦的手里拿着罗盘，说：“去年我损失了她的两条桅杆，现在她要整个地离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他指着海图上河口南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没能算准风速，被强大的南风吹过了头，导致搁浅在河口外边的浅水里。因而，只要我们抢风向西南方转向，很快就会进入深水区。他照做了，我们安全到达了牛庄，只是船底的铜包板略有损伤。（2）途中中暑第二次危险是由于对气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泞使我们寸步难行。在被迫等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租到愿意冒险去奉天（）的马车了，尽管我们走的是通往这个满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后我们租到了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两头骡子驾驶。车上除了我们和两个中国仆人坐的地方外，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出发的那一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沃森（）博士——在牛庄的六个外国人之一——极力劝我等一天再启程，因为他担心我有点轻度中暑，但是，因为为了等车就耽误了两个礼拜，我坚决主张立即动身。路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颠簸起伏的车里坐不住，眼睛也睁不开，太阳的光线照射在上面，感觉像针刺一样。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让我抓着他的胳膊，两人靠在一起，一天时间往前蹭了大约三十里（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时到达牛庄城——牛庄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得头疼得更厉害了，大家决定让我服用一些鸦片酊，以便入睡。我们带着一个小药箱，但不幸得很，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却忘记带了。到底应服多大剂量，我们凭自己的记忆各执己见。利磊建议我服的剂量大一些，因为当时只有他懂一些医术，这事就交给他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沉沉梦乡；一觉醒来，头一点都不疼了。多年以后，我在翻阅《柳叶刀》杂志时读到，治疗中暑的最好药物是“一剂高效的鸦片酊”。这就是说，我们瞎猫碰着死老鼠，发现了最好的处方。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因为它具有很好的隔热功能。这样一路走过去。对欧洲人来说，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国人对我的“帽子”一点都不在意，却反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利磊带的头盔上。“看啊，那家火头上戴着一个洗手盆！”他们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满洲里，我们接下来遭遇的危险与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有关。离开奉天后，我们继续向东走。人们告诉我们，满洲里乡野间的劫匪成群结队，横行不法。一个午夜，我们住宿的旅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响，一伙赶马车的人喊着要老板开门，放他们进去。一伙匪徒突袭了在我们前面路上的那家他们所住宿的旅馆，他们吓得赶紧牵着骡子逃了出来，把车和货物扔在那里，任凭劫匪们处置。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们的中国仆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烟台，然而，看到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自尊心又使他们不好意思离开，尽管我们打算给他们提供返程的费用。于是我们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以便在有人遭到抢劫时，其他人那里还会剩下一些。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如此这般做好防范抢劫的准备后，我们动身时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带着武器，肩上斜挂着一杆长矛或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边的山谷前进，时刻保持警戒。突然，有人喊了起来：“有土匪！”我们看到，在我们前方的河对岸，有一些帐篷，有十一个骑马的人正向我们打算前往住宿的旅馆跑去。看到他们会在我们进入旅馆之前将我们截住，我们调转马头，向一所我们刚刚路过的农家院落奔去。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问她能不能让我们把马车赶进院子里，等土匪走后再上路。她属于那种最高尚的人，立即邀请我们进去，嘴里说着：“我有一些庄客在地里干活，这就派我女儿去把他们喊回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路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的”。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院子，关上了大门。田野上覆盖着丰收在望的高粱，弯弯曲曲的道路在其间时隐时现。劫匪骑马向这边奔来，我们却看不见，因为那高粱实在太高了，但当他们挨近时，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马的蹄子敲在地上的啪嗒声。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大门内。直到转过一个街角，在十码的距离之内，骑马的劫匪才发现了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站在面前，他们吓坏了，大喊起来：“哎呀！了不得了！”立即调转马头，跑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一枪，给他们的同伙发了个信号。一会儿，我们发现有另外十一个人，从帐篷那边策马跑来，增援他们的同伙。与此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把手中的左轮手枪派上用场。我们在烟台的朋友坚持认为，在充满危险的乡野间旅行，应当带上它们用以自卫。但是，拿着枪去射击我们前来拯救的中国人，我们中哪个人对这样的想法都不感兴趣。最后，我们决定，一旦万不得已，就让承诺保护我们的庄客使用这些枪。于是，把它们插进草料房中的干草堆里，我们赤手空拳地来到门外。第二次出现时，劫匪们小心翼翼地转过街角，向大门口蹭过来，手里握着来福枪和（）。在他们停下来的那几秒钟里，周围像死一样寂静。然后其中一个向另一个看起来像他们的头目的人开口了：“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能听懂一点。于是他们就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是干什么生意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是卖书的。“什么书？”他们问。利磊是个很诙谐的人，他回答：“劝人行善的书”。“你是说车上装的都是书？”“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回答：“我们打算送你们一些”。于是我们向马车走去，每人抱出了一大堆。我们打开大门，向那些骑在马上的人走去，把书放在他们面前。这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枪机都打开着，但由于害怕，手却在发抖。他们谢绝了我们的送书，因为他们看不懂。我们劝他们把书收起来，送给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拒绝了，因为他们朋友们也都是文盲。他们说，他们不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听说有一些外国人途径此地，因为以前从来没见过，只是想来见识见识而已。在请求我们不要向地方官员透露他们的行踪后，他们拨转马头，离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三枪，作为给他们的党徒的另一个信号。于是，危险过去了，我们都平安无事。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萨尔浒
刚刚躲过了这一劫，我们又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接近了萨尔浒。这是我们途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利磊带着马车先行一步，去安排旅馆；我在一个村子里留下来，打算卖一些书。令我吃惊的是，整个村子就像一个死者之城：有房子，但没有一个活的灵魂。我走到几个十字路口，同样空无一人。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都用土砖封起来了。这种情景很不寻常。然而，透过土砖中的一个洞，我看到里边有人在活动，仔细一听，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没有想是不是会发生危险，我大声喊“卖书了！”过了一会儿，从旁边一条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一个男子。我把书拿给他，他翻了一下。听了我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他马上就断定我是个外国人，并且只有我自己，因而没什么可害怕的。他向其他人喊话，让他们过来。很快，我的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书也卖了不少，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门窗堵起来。在往城中心走的路上，每隔不远的就有一个哨兵，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