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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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郑樵的人是明代人。明人孙承恩写了一篇文章叫《秦儒》，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驳斥郑樵。他说，不错，陆贾、郦食其都是秦儒，确实活到汉初为刘邦服务了；叔孙通是秦国的待诏博士，这也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三个儒生在秦代都没有受到重用啊。没有受到重用跟废了有什么区别呢？你总不能说“焚书坑儒”一定要把天下的儒生都杀绝，那才叫“坑儒”吧。这是孙承恩驳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秦二世确实是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讨论国家大政，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秦朝宫廷的博士很杂，有的博士叫“占梦博士”，是专给皇帝解梦的，皇帝做了个梦，就召个博士来解。何况这三十多个博士并不一定都是纯儒啊。孙承恩驳斥了郑樵的观点，这两个人就隔代交锋了。宋代跟明代跨度已经很长，但并不妨碍这两种思潮的论战交锋。这个交锋依我看来孙承恩说得可能更客观一点。郑樵的说法呢，他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历史不能离得太近，距离太近的时候就没办法评论了。历史一定要拉开距离，拉开一段时空，这就是郑樵评价的意义所在。
＇画外音＇ 从后人对“焚书坑儒”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焚书坑儒”成为秦始皇身上无法洗去的污点，始终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诟病。“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他提出应该根据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老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也限期交出烧毁，这就是“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5年，有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四百六十余人被全部坑杀。针对“焚书坑儒”，王立群老师认为后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其中不乏大家。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王立群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些大家的观点呢？
郑樵以后，清代人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家，小家我们就不提了，只讲大家。清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朱彝尊，这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说焚书坑儒这个事你们不要责怪秦始皇，那是秦始皇被逼得无奈了。因为秦代是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他不能允许法制之外的一些言论存在。从战国到秦代这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做“处士横议”。什么是“处士横议”呢？就是一些民间的读书人，他们读了书以后对朝政可以指手画脚地评价，这个评价在战国时期当时是很普遍的。秦始皇兼并天下成功以后，对这个现象开始他还是容忍的，到了后来他越来越不能容忍了。就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借着淳于越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问题，李欺提建议焚诗书，就引发了这场大劫难。秦始皇认为当时焚这些书是为了统一。朱彝尊则认为，秦始皇要坑杀的是“乱道之儒”而不是“圣人之徒”，他也替秦始皇辩护。朱彝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焚书坑儒啊，是那些乱发议论的处士把秦始皇逼到了墙角，秦始皇没有办法了，最后才走这个极端的。要说谁焚书，那不是秦始皇焚书，而是那些处士焚的书。这个话就是公然为秦始皇开脱罪责了。
我们下面还要举一个大学者，这个人叫刘大櫆。刘大櫆的名气也大得很，他是清代桐城派的前期代表作家（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绵延两百多年）。刘大櫆专门写了篇文章叫《焚书辩》，文章中这样讲，他说“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就是“六经”不是秦始皇烧的，是汉代把它搞得失传的。“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刘大櫆的说法跟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清代学者的说法不谋而合，他认为焚书的罪不在秦始皇，在项羽，是项羽一把火烧了。而项羽之所以能烧，还得再拉上一个人——萧何，他光顾着把那些税收的书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那项羽不就烧了吗？再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人物，这个人物大家就更熟悉了——康有为，没有人不知道康有为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这本书中，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他说，“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说秦始皇焚书，六经没有因此而灭；说秦始皇确实坑儒，但是儒也没有因此而被灭绝。康有为也认为秦始皇不是灭绝六经的罪魁祸首，而是另有他人。我刚才引出的这么多清代著名学者的说法，大家记住记不住都不关键，关键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备受人们指责的事就是“焚书坑儒”，而这件事在汉代和唐代都被批评得尤为厉害，到了宋代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为焚书坑儒进行翻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
＇画外音＇ 尽管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一生中不光彩的记录，但王立群老师认为秦始皇也有他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他开创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在中央建立对皇帝负责的，以“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建立对中央负责的郡县制度，这个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不断完善并被继承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首创的制度，人们又是怎样评价的呢？王立群老师对此又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后代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实际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焚书坑儒，一个是郡县制和封建制（分封制），这两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这里我们也介绍几个学者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叫王夫之，很多人都知道王夫之，他写过一本书叫《读通鉴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出来了一个观点，他这样讲，“夫封建制不可复也。势也。”他说，封建制在秦代不能够再重复了，是因为“势也”，这个“势”就是大趋势。说历史的趋势决定秦始皇只能搞郡县不能搞分封。我们这里先说明，这个“封建”指的是“封土建国”。他说，这个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王夫之说得很简单，只说“势也”，没有讲为什么它是个历史大趋势。我可以替王夫之做一点解释，其实搞封建制最集中的应当是周代，西周、东周都实行的是封建制。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就是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他把土地和人民封给他手下的宗室和功臣这两类人，还有先朝的后裔，这些人就成了诸侯了。这些诸侯封土建国以后又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他手下的人，这就是卿和大夫，所以西周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开始分的时候，由于周天子力量比较强，他可以号令天下。再加上分封的这些诸侯很多因为血缘关系很近，在当初开始封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属关系越来越远。血缘关系逐渐地远了以后，诸侯国有的经营得好，它强了；有的经营得不好，它弱了，强的和弱的之间就不平衡了，于是以强凌弱不可避免。这些诸侯国之间不再是凭血缘说话了，最后是凭实力说话。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国力特强的诸侯王，他们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要维持天下的秩序，这就是霸主，也就是春秋五霸。但是，随着霸业的交替，诸侯国又不断地出现分化，有的崛起，有的没落，这样又会形成一些新的强国，这些新的强国形成以后要吞并它国，这就是所谓的兼并。兼并的结果只剩下几个大国，这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这几个大国再互相角逐，最后的一个强国把其它的国家都吞并了，这就是天下发展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经过了上千年历史的演义，是没有人能扭转得了的。当最后这一国兼并了天下以后，它面临着的一个选择是，要么重蹈覆辙再分封，然后再争霸、再兼并。你要不想再重蹈那个覆辙，那就废分封而行郡县。所以封建制跟郡县制作比较，封建制没落。郡县制的产生也是个历史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也是不能改变的。王夫之把这个争论的焦点问题说得很透，当年秦始皇在世时就因为封建制和郡县制这个焦点之争，惹得他要一把火烧书。王夫之还提了一个看法，他说这个郡县制代替封建制还有一个好处，封建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封建制你把诸侯王封了后，他世世代代就是诸侯王，这就叫世袭制，世袭制就是终身制。这个终身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贵以承贵，贱以承贱”。意思是说，你的祖先是贵族，那么你的后代世世代代就是贵族；你的祖先是平民，那么你的后代世世代代就是平民，老百姓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如果把封建制废了，就能实行科举制，实行了科举制，那些寒门子弟就可以通过考试上来了。这就是王夫之的看法。清代另一个大学者叫顾炎武，顾炎武写过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叫《郡县论》，专门讨论郡县制的问题。文章提到了两点。：第一，他说封建制演变成郡县制是一个过程；第二，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必然。顾炎武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你看，在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中以顾炎武的说法最为深刻。他说实行封建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周天子的权力越来越小，诸侯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封建制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其专”，就是专权的在下面。郡县制相反，它的权力都在上边，都在皇帝那个地方。所以，顾炎武的观点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他能看出两种制度各有利弊。这就是说，关于郡县制和封建制之争，其中的问题顾炎武已经看得很深刻了。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个学者，叫袁枚。袁枚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善于经营的文人。他怎么干的呢？他有两手绝活：第一，他退休回到南京以后，在他家里修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宅子，是南京当时最有名的园林。然后所有到南京去的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要去参观，因为那是个景点。这些人来了以后，袁枚好吃好喝招待，最后这些人一般都要慷慨解囊，赠予点钱。这是袁枚生财的第一个办法。第二，袁枚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他当过皇帝的秘书，名气很大，所以很多人都想请他给写个碑文、墓志铭什么的。袁枚当然来者不拒，但是有一条，要拿银子来。袁枚给人家写了很多这种文字。所以他就靠这又赚了一大笔钱。袁枚作为一个大才子，他对郡县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郡县制跟封建制相比较，封建制有利于出思想家，你看那些诸子百家都出现在周朝的封建制下。封建制天子管诸侯，诸侯管卿、大夫，中间有很多管不到的地方，比较自由，所以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都出来了。等到郡县制一实行，秦始皇搞思想统一，就什么子也出不来了。为什么呢？管死了。袁枚认为郡县制不利于出思想家。另外，他认为封建制有利于选贤，因为封建制封了那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肯定有贤和不贤的，而老百姓就喜欢那个贤明的诸侯。你看，商汤原来只是一个诸侯，因为他贤明，最后他就取代了夏桀；周武王也是一个诸侯，因为他贤明，最后取代了商纣王。所以在封建制底下，老百姓选贤君、选明君的自由度比较大，你一搞成郡县，老百姓就不能选了。天下就一个皇帝，你还选谁啊？没法选。袁枚认为郡县制还有一个毛病，郡县制的郡守和县令不是皇帝派的吗？派到那个地方是“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几年一个任期，或者是几年换一次，或者是半年换一次，有的还没熟悉情况就调走了，这不利于为老百姓做好事。诸侯王就不同了，你把他封到那里，那里一辈子就属于他，他就会兢兢业业去治理。当然，袁枚这个说法也有问题，要是这个诸侯王很残暴，他还是终身制，那老百姓不是苦死了吗？而郡县制假如碰上一个不太好的郡守和县令，几年以后他也许走了，他走了老百姓还有出头之日啊。你要弄个封建制，这个诸侯王很坏，他不到死不交权，或者他儿子再继位，他儿子比老子还坏，那老百姓还怎么过日子？所以，袁枚的说法还是有点片面性。但从以上这些举例可以看出来，在明清这个时候，一批思想家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考虑远远超过了汉代人和唐代人，他们对此作出了好或者不好的简单评价。
民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叫梁启超。我们刚才介绍了康有为，现在我们再看梁启超。梁启超在1920年写过一篇《战国载记》，他对郡县制也有一番评价，他对天下的统一是这样说的：“天下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纷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以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之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为，亦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这话详细说了三点，第一点，天下统一是个大趋势，你根本阻挡不住，这是一个逻辑归宿。第二点，统一之利远远要胜过那个分裂，统一比分裂要好。至于谁统一天下那都无所谓，秦国也罢，其它国也罢，总而言之，统一是必然的。第三点，秦国或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