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委员会报告-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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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各国的安排下,部分依赖外国的军民工作小组。北约和联合国对这些企业在制度上的承诺缺乏权威,北约某些成员国不能坚持到底,世界上答应向阿富汗提供帮助的其他一些国家现在没有履行保证。
●美国在阿富汗的出现对于军事和安全工作起着压倒性的导向作用。美国国务院在阿富汗的人手严重不足,而军事使命又将目标狭隘地定位于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身上。如果国际社会能就恢复这个国家的法制、遏制猖獗的犯罪和中亚十字路口的毒品交易的努力达成一致,那么,美国政府就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我们多次听说,援助的资金分配非常严格,以至于美国的某一机构通常不能当场临时凑成,或者努力帮助别的机构,甚至在几千美元就能起显著作用的一些小的方面也如此。
美国政府应该分好这笔钱,以使职衔较低的军官有更多的灵活性,从而使工作在跨部门时做得更好,以应对在战场上他们所遇到的各种情况。因此,应该为军队的各种开支留出一部分自由资金,这样他们就可以经常在遇到机会时帮助当地人。
第十二章 要做什么?一个全球性策略打击恐怖分子及其组织(3)
建议:迄今为止,总统和国会在阿富汗的种种努力应受褒扬。目前,美国和国际社会应就建设一个安全稳定的阿富汗履
沙特阿拉伯
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成问题的盟友。从高层一级的政策上看,“9·11”事件之前,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在与美国针对塔利班或者巴基斯坦的公开外交行动中进行合作。同时,沙特阿拉伯又是一个“基地”组织直接从个人和通过慈善团体募集资金的地方,19位劫机者竟然有15个来自于此。
在宗教方面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世界上最为保守的国家之一,并且其身份受自己的宗教关系,尤其是受其作为伊斯兰的两个圣地的监护人的立场的严密约束。慈善捐赠是伊斯兰的5个支柱之一。它甚至比西方的慈善观念更为宽泛、更为普遍——它还作为收入税、教育援助、外援的一种形式,以及政治影响的一种源泉而起作用。西方把公民义务和宗教义务加以区分,而在伊斯兰文化中却不存在这种区分。资助慈善工作在伊斯兰世界里是政府的职责,这种观念在伊斯兰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沙特阿拉伯,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国家经济部与财政部的某个部门直接收取慈善捐赠,这几乎与美国国内税务局收取工资预提税一样。与慈善捐赠紧密相连的是,政府致力于宣传伊斯兰信仰,尤其是瓦哈比流派的信仰,这种信仰在沙特阿拉伯得到发扬光大。
从传统上看,整个伊斯兰世界不存在正式的捐赠监管机制。随着沙特阿拉伯财富的增加,个人和国家的捐赠也在激增,大量的资金流向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慈善团体。
沙特阿拉伯的国内捐赠受社会福利和劳动部管理,而国际救济组织,如世界伊斯兰青年大会及其捐赠受伊斯兰事务部管理。该事务部利用慈善捐赠和政府基金在全世界包括在清真寺和学校宣扬瓦哈比的思想。通常,这是这些学校所能提供的惟一的教育,即使在富裕的国家,沙特阿拉伯资助的瓦哈比学校通常也是惟一的伊斯兰学校。一些瓦哈比资助的组织被极端分子所利用,以推行其对非穆斯林人发动暴力“圣战”的目标。艾尔·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其分支部门的部分财产已被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冻结。
直到“9·11”事件发生,沙特阿拉伯很少有人认为,对慈善捐赠进行政府管理是必要的。许多人甚至认为,这种管理是对行使信仰自由的干涉。同时,沙特阿拉伯政府利用能源的收入,有能力支付国家的大部分开支,这也耽搁了现代税收体制的建立。因此,监管慈善开支存在着强大的宗教、文化和行政上的障碍。然而,现在的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暴力“圣战”的目标也转向了推翻正统穆斯林的政府,因为它们辜负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期望。
长期以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有着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冷战期间反对前苏联的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根植于美国希望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供应能够稳定世界石油市场的供应和价格,也根植于沙特阿拉伯希望美国能够维护王国的安全,使其免于外国的种种威胁。
1990年,在美国领导的军队初次打击伊拉克之前,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了军事基地。为了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安全,美国的士兵和空军奉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对此,沙特阿拉伯政府难以报答。作为制裁伊拉克的国际义务的一部分的美国军事基地一直保留到2003年。
多年以来,双方领导人宁愿悄悄地在背后维持他们的关系,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沙特阿拉伯人民,对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包括沙特阿拉伯,在美国促进中东和平进程中起的作用都不赏识。在各自的国家,政治人物很难彼此公开为良好的关系辩护。
今天,双方开始相互指责。许多美国人把沙特阿拉伯看做是敌人,而不是被敌人围困的盟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压迫妇女、由一个富有而又懒惰的精英分子统治的独裁政府。美国政治家与沙特阿拉伯的接触,在党派政治讨论中,经常会作为借口而遭到指责。而美国人也会为在学校和清真寺里宣扬的偏执的、反犹太人的以及反美的论调感到震惊。
沙特阿拉伯也恼羞成怒。过去许多赞成美国的有教养的沙特阿拉伯人现在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改革家向我们指出,在美国媒体中将沙特阿拉伯加以妖魔化,为激进主义分子提供了“弹药”,他们谴责改革者是美国的“马屁精”。因此,成千上万的沙特阿拉伯人以前曾经经常去美国旅游或在那儿安家,现在却去了别的地方。
在沙特阿拉伯人看来,美国被认为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中以色列的盟友;对于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人深表同情。“9·11”袭击之后,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反恐合作方面做了一定的改进,但突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王国的许多人起初是带着怀疑和拒绝的态度作出反应的。在接下来的数月里,随着事件的水落石出,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沙特阿拉伯人才私下承认问题的存在,但仍然不认为自己的政权遭到了威胁,因而经常对美国提出的协助请求不立即作出反应。萨达姆遭到普遍的唾弃,但沙特阿拉伯人依然对这位伊拉克的“反美斗士”怀有同情,尽管大多数沙特阿拉伯人也谴责“圣战分子”在王国的攻击行动。
如同在巴基斯坦、也门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当恐怖主义转向本国国内时,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合作的意义变得尤其深远。在2003年5月12日利雅得发生爆炸事件后,情况改善了许多。沙特阿拉伯王国公开讨论激进主义的问题,谴责恐怖主义是宗教的叛逆,对海外的宗教活动削减官方的资助,关闭可疑的慈善基金会,公开逮捕了许多疑犯——这些对于一个宁愿内部问题内部处理的政府来说,是十分显眼的举措。
目前,沙特阿拉伯王国已经陷入同“基地”组织的致命斗争中。在同恐怖分子的多次交火中,沙特阿拉伯经常有警察被杀。2004年6月,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在沙特阿拉伯媒体上公开向他的政府呼吁,要对恐怖分子发起自己的“圣战”。“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人,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些罪犯的犯罪真相,”他宣称,“如果我们不发起一个总动员——我们将在反恐战争中输掉。”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备受困扰的国家。尽管其被认为十分富裕,但事实上,其人均收入已由28,000美元的最高点跌到目前的大约8,000美元的水平上。社会和宗教的传统缠绕在一起,阻碍了现代的经济活动,限制了年轻的沙特阿拉伯人的就业机会,沙特阿拉伯的妇女们所受的教育和可得到的就业机会极其有限。
克林顿总统为我们就沙特阿拉伯做了敏锐的分析。他指出,从根本上说,友善的统治者受到维持现状的欲望的困扰。与其他人一样,他也给出了实用主义的改革方案。他希望,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要设想,他们在10年或者20年里要将沙特阿拉伯王国变成什么样子,同时要启动他们的朋友能帮助其改革的一个过程。
一些迹象表明,沙特阿拉伯王室正试图就政治的改革达成一致,尽管尚不清楚这一改革进程有多快,向何处发展。阿卜杜拉王子希望王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加快经济的自由化。他已接受了阿拉伯人发展报告的观点。这一报告严厉地批评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衰退,向阿拉伯国家呼吁,对政治经济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
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也是美国的兴趣所在。这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现在一样,以秘密的形式持续一段时间,但这种合作不可能再发展、再密切。因为,就任何一方来说,友谊都不是无条件的。
建议: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关系上的种种问题必须公开予以面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必须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双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愿意公开维护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与石油有关。这种关系应当包括某种对政治和经济进行改革的共同承诺,因为沙特阿拉伯也要与外部世界合作;这种关系还应当包括在高度宽容和文化尊重方面的某种共同兴趣,然后转化成某种打击激起仇恨的暴力极端分子的责任。
第十二章 要做什么?一个全球性策略阻止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持续成长(1)
2003年10月,在对恐怖主义发动全球性战役两年后,在对进展情况进行反思时,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问他的顾问:“我们每天抓捕、击毙或者遏制和劝诫的恐怖分子是否比‘圣战’学校和激进的牧师们招募、训练和调配用来打击我们的恐怖分子要多?美国是否有必要制定一个明晰完整的计划,以阻止下一代恐怖分子的诞生?美国正在把相对较少的精力投入到长期的计划中,而我们却正在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试图阻止恐怖分子方面。对于我们,成本与收益成反比。我们的成本是几十亿,而恐怖分子的付出却只有几百万。”
这些是很好的问题。对此,我们的答案是,对于这样一种为我们的外交注入活力的长期策略(总统和国会已对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军事和情报方面给予了关注),我们需要开展短期的行动。
进行思想的交锋
美国已深深地卷入到穆斯林世界里,并且还会持续多年。美国的这种参与招致了深深的怨恨。2002年的多次民意测验表明,在美国的朋友中,如埃及,它在过去的20年里接受美国的援助比其他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都要多,但在民意测验中,只有15%的埃及人对美国持赞成意见。在沙特阿拉伯,这一数字是12%。2003年,从印度尼西亚到土耳其(北约的盟友),有2/3的被调查者非常或者有点儿担心美国会打击他们。
对美国的支持在直线下跌。“9·11”之后,在伊斯兰国家开展的多次测验表明,很多或者大部分人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美国做得对。很少有人支持“基地”组织,在被调查者当中,有一半人说,普通人对美国是支持的。到了2003年,多次测评却表明,“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里,对美国的支持跌到了最底部。在穆斯林人中,以前主要是中东人反对美国,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反美的情绪在蔓延……在印度尼西亚,支持美国的比例由61%下跌至15%;在尼日利亚的穆斯林人中,这一比例由71%跌至38%。”
这些看法至多说明了对美国不了解,然而最糟糕的却是,它们由漫画家的成见被加以强化。在那些讽刺挖苦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的知识分子中,漫画家的成见粗俗地描绘了眼下时髦的“西方人的特征和习惯”。当地的一些报纸和极少数有影响的卫星广播公司,如半岛电视台,也通常在把美国描绘成给反穆斯林的“圣战”话题上火上浇油。
一小撮穆斯林人,深深地忠于乌萨姆·本·拉丹版本的伊斯兰,是不为任何说教所动的。正是在这大部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中,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是改革、自由、民主与机会等这些思想的传递者,而我们自己倡导这些思想的作用有限,我们也必须推行。穆斯林人自身也应反思这样的基本问题:“圣战”的观念、妇女的地位以及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位置。美国可以提倡节制,但不能保证其取得支配性地位,而这一点只有穆斯林人才能做到。
要推行上述思想,从背景上看是艰难的。阿拉伯联盟中有22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不及西班牙,40%的成年阿拉伯人是文盲,其中有2/3是妇女。在泛中东地区,有1/3的人依靠每天不足2美元维持生活,不到2%的人有机会使用互联网,大部分年龄稍长的阿拉伯年轻人都希望到其他国家定居,尤其是欧洲国家。
简而言之,美国必须帮助他们击败的是某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人,而且,我们必须在艰难的环境中这样做。怎样才能让美国及其盟友帮助穆斯林人改造激进的思想以击败宗教极端主义思想?
建议:美国政府必须确定教训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有道德的领导人的形象,使其对人慈爱人道,遵守法制,对我们的邻居宽宏大量、充满爱心。美国和穆斯林的朋友可以就尊重人的尊严和机会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穆斯林的父母来说,像本·拉丹这样的恐怖分子为其子女带来的,除了暴力和死亡的形象外没有别的,而美国及其朋友们却可以带来某种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可以向这些父母展示可能为其子女带来更好未来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