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远华大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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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灯淙省⑹┙ü妊涸耍沙吕ぁ⒗邓⒗滴奶淼瓤担嗣癖蚁纸穑灿猩倭炕闫彼徒唤摹岸觥钡热思抑校�1995年后送金城城市信用社，再由“地下钱庄”通知境外合伙人支付外汇给香港的远华公司。陈赞成讲，仅1996年下半年至1998年底就有100余亿元人民币是通过“东石丽”换汇的。
晋江、石狮存在“地下钱庄”，帮助赖昌星走私集团进行洗钱的就是这些黑钱庄。就在此时，晋江无业人员蔡建成非法经营外币买卖被立案查处。蔡建成到案后的交待，使“地下钱庄”彻底浮出水面。
蔡建成，晋江东石镇居民，全家4口均从事非法买卖外汇活动。其妻苏美丽（外号“东石丽”）以操作境内外配合的外汇兑换、买卖业务为主。这项业务的黑道术语称作“打数”：当境内有人要用大量人民币现金或汇票换取港币或美金在香港提取时，就将人民币现金或汇票直接交给“地下钱庄”或存入其指定的账户；“地下钱庄”按当日外汇黑市价格计算应支付的港币或美金数量，然后用电话或传真通知香港的合伙人，“东石丽”在香港的合伙人有蔡秀秀、刘德川、刘清甜等人，从香港的银行账户中支付外汇到客户指定的账号。赖昌星集团用的是香港远华的账号。反之，有人在香港用港币或美元换兑人民币在境内提取时，将外币交到香港合伙人处；合伙人通知“东石丽”等大陆的“地下钱庄”付给客户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当境内收入的人民币大大超过支出时，“东石丽”再通过“专业户”，如石狮人洪丽、蔡丽、何美等人换汇汇给“东石丽”在港的合伙人。
这些“地下钱庄”在晋江、石狮的经营已达数年之久，其影响辐射全国。“换外汇到晋江”，全国各地的商户纷至沓来，据说，吸引这些商户前来换汇的，竟然是这些“地下钱庄”的金融信誉，说是这些黑钱庄从不吃黑、欺诈。
“东石丽”已成为晋江知名的“富婆”，资产超过亿元。其儿子蔡志鑫、蔡志传也帮助其母点款。1995年以前，走私款全送到“东石丽”家中，全家老小齐上阵，通宵达旦地点钱，真是辛苦极了！
74 飓风行动
案发后，“东石丽”在逃，其他“地下钱庄”的老板也作鸟兽散。
公安局经侦大队在有关黑钱庄洗钱的信息中敏锐地发觉，石狮市金城城市信用社在黑钱庄洗钱的过程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并且是“地下钱庄”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审理组和金融组领导的周密部署下，3月17日，一场有40余名公安民警、缉私警、武警和金融组工作人员协同作战的“飓风行动”开始了。指挥部设在泉州市航空酒店。为防止挤兑风波，金融组的赵局长召集石狮市长和政法委书记开会，部署综合性防范保卫措施。
下午3：30分行动开始。现场突审。确定下1996年以来夜间参与加班收点远华集团运送的巨额现金人员，共19名涉案人员被集中到泉州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并组织力量开展审查询问。
金融组的12位同志进驻金城城市信用社进行查账、封账工作。经过长达29小时的审讯，金城城市信用社帮助“地下钱庄”为远华走私集团洗钱的内幕被彻底揭开：1994年下半年，远华走私款解送到“东石丽”家中数额越来越大，虽然全家上阵，天天突击点钱也是忙不过来。“东石丽”便动起了金城城市信用社的脑筋。她与该信用社原副主任吴某（已移居香港）和营业厅主任姚某（已故）商定建立业务联系，由金城城市信用社帮助“东石丽”接收、保管巨额现金，必要时为其垫支付出汇款和用现金解付汇票。由于现金数额巨大，信用社经常加班点收。信用社按现金比例收万分之三（1997年后改为万分之二）的手续费。手续费存入该社储蓄专柜的专门账户，其用途主要是给信用社职工发奖金，每人每月500元，季度奖每人300元，半年奖每人1000元，年终奖每人5000元，主任和董事长年终奖每人3万元。每晚加班都排班轮流参加，且有部门负责人带班。
自1995年至1999年7月，该信用社除周六、周日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点收苏美丽派人押送过来的巨额款项，少则一次三四百万，多则一两千万不等。其中，1996、1997年两年中日点收款项数额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日子，据说很多。从1994年下半年起至1999年7月，经该信用社点收的“东石丽”送解的款项约有100多亿元人民币。
除点收款项外，信用社还根据苏美丽电话或传真要求，为其填制汇款委托书办理汇票、汇票解付，到石狮市各相关银行交换票据，有时还为苏美丽垫支办理汇票或电汇款等等。总之，对苏美丽是有求必应。至此，金城城市信用社帮助“地下钱庄”为远华集团洗钱的情况全部查清。
“3·17”“飓风行动”彻底砸碎了赖昌星犯罪集团走私环链上走私资金国内外流通的黑色通道这一重要环节，回答了走私资金流向哪里去，用于走私的外汇从何而来的两大疑问。
而让人震惊和忧虑的是，具有正规营业执照的金融机构竟然为万分之二三的蝇头小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充当起“地下钱庄”的帮凶；一个正规的金融机构甘心情愿地充当起“地下钱庄”的“出纳”来；从而使赖昌星走私环节通行无阻，这不能不说是金融界的悲哀！
而且，晋江、石狮地区的外汇兑换地下市场声名鹊起于大江南北，远至塞北高原，而有关执法部门却独独充耳不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有关部门国家机关管理职能的嘲弄！
取缔七个城市信用社的行动通报全国金融系统，在全国金融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以“东石丽”为首的“地下钱庄”的老板们，尽管暂时逃匿在外，但法网无边，终有一天会把他们罩住。
75 回首故里情
世界上除了卖淫之外，恐怕走私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门职业了。
传说18世纪中叶的英国，有位单枪匹马的走私犯驾一叶双桅扁舟，在英吉利海峡漆黑的夜晚偷运各种美酒、香料、布匹等私货，然后卸在一个十分僻静的港湾里。就在那个僻静的小海湾，走私犯邂逅了一位金发碧眼、热情似火的美女。以后，每当夜幕笼罩的时候，美女便在小树林里翘首等待心上人的到来，痴情女并不知道这位英俊、潇洒的男子其实是一位专营走私的冒险家，只视他为孤胆英雄。他俩在月色朦胧、夜莺啾叫的小树林里幽会，耳鬓厮磨。可一旦东方露出鱼肚白便必须分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位职业走私犯，必须在海关职员还没有从酣梦中醒来的早晨离开此地，以免惹出麻烦。他再次深情地拥抱美女，随即将其推开，猛地顿一下脚，提醒自己必须挣脱缠绵悱侧的儿女情长的羁绊，而后朝着海边飞奔而去……
文学家笔下的走私犯，颇具罗曼蒂克的情怀。何止浪漫，19世纪的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将走私犯比喻成“艺术家”。他在《死屋手记》一书中写道：“走私犯屈服于一种嗜好，被一种激情所驱使。从某种意义上讲，走私犯是艺术家。他随时准备冒任何风险，承担最严重的威胁；他狡猾奸诈，有绝招妙计摆脱困境，有时似乎对本行具有天生的灵感。走私犹如赌博，令人如醉如痴。”从远古走向现代，从外国回到本土。据说当今的走私犯更加浪漫，更不缺少闲情逸致的“艺术”，但他们更讲究追逐暴利，有的是对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走私手法的变换和实施。
赖昌星绝对称得上是当今中国一代独占鳌头的走私枭雄。他身上或许不具备文人墨客笔下所展示的那种浪漫情怀和艺术品味，可翻开其个人所谓的奋斗发家史，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充满巧取豪夺的丑恶历史画卷。他将走私活动的规模策划得如此庞大，有关业务营运得红极一时，关键的一点是他充分调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资源和关系网。这是一笔颇具繁衍性的无形资产。这种显著的权钱交易本身带有典型的“黑社会”特性，其发财的“突破性”手段和敛财聚富的短、频、快节奏与速度，不能不仅人瞠结舌，对这位近乎文盲的农家子弟所创造出来的惊人“业绩”当须利目相看。
福建省晋江县青阳镇烧厝村，在那延伸纵横的阡陌曾洒下赖昌星祖辈父辈的汗水，也曾留下他同辈晚辈的童年足迹。
赖昌星的父亲叫赖永等，是赖家的单传，名字是其母，也就是赖昌星的奶奶人起的。这个名字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凄楚动人的故事。
父亲刚生下来一个多月，爷爷便抛妻撇子，跟随一群同乡人漂洋过海，出去闯荡世界。说是去了缅甸，可一去便杳无音信。奶奶姓王，是个既传统又贞烈的女人，她给独生子起名“赖永等”，意思是永远的等待。
思念是苦涩的，等待是漫长的。就在父亲不到8岁的那年，奶奶特地从安溪一家孤儿院领回一个瘦弱的小女孩，说是领来当养女，并取名“王注治”。王是随奶奶同姓，注是专注的意思，治则是女孩取名时喜欢套用的字眼，使用率据说不亚于珍、娜、娟什么的。
奶奶独自一人拉扯着父亲，她坚韧不拔的“永等”信念中又添加进阿治义女的一份专注。可望眼欲穿的等待还是没有结果，这份执著的等待据说一直维糸到鬓发斑白的奶奶的弥留之际，那是老人一生的企盼和梦幻，最终还是成了泡影。
76 只上到小学三年级
爷爷呼之不归，始终没能踏上回乡的路。倒是同一屋檐下长大，以后结成秦晋之好的父亲赖永等和母亲王注治两人感情甚笃，除了务农，两人一辈子创造的奇迹便是生育了8个儿女，品种齐全，龙凤各半。
赖昌星生于大跃进的年代，她在家中排行老七，前面4个姐姐2个哥哥，当然以后他后面又尾随跟上来一个小弟。赖昌星生下来那阵子正赶上全国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可赖家就是砸锅卖铁怕也无法赶上这份热闹的光景。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家里惟一一口大铁锅，既要烧人吃的饭，又要煮猪进的食。为了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日夜操劳，30多岁的母亲过早地驼了背，而父亲的额头也已布满或深或浅的皱纹。
父母持家勤勉，为人好善，在村里村外的口碑极佳。尤其是父亲赖永等，禀性厚道、本分，却又不失正直、公道，敢说敢干，许多村民家中的大小事全找他参谋、帮着拿主意。
1954年赖永等顺理成章地被举荐为烧厝村的村长，一年之后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刨土挖坑，种下一排排挺拔的绿化树和顽强的防风林，为的是抵御台风的肆意为虐。并组织大伙在村庄的山坡上，甚至农家的庭院里种下一棵又一棵龙眼树，使贫瘠的烧厝村彻底改变了模样。尤其是60年代初期，赖永等身先士卒，带动村里多名共产党，战天斗地，开山造林；主动登门拜访，关心村民疾苦，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使全村人民顺利地渡过3年自然灾害的险情和难关。当时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报道过赖永等的先进事迹。赖永等在烧厝村有相当高的威信。1988年9月，赖永等病故时，晋江青阳镇政府特地为他举行了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应该说，是父辈不懈的努力，才使得原本单传的赖家变得人丁兴旺，势大力强。尤其父亲担任村支书的重要职务，而奠定了赖氏家族在烧厝村不可低估的社会地位。
赖昌星6岁开始下地拾粪，7岁开始上山砍柴，还要放羊放牛。可一年到头吃稀的，穿薄的，苦不堪言。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0岁那年他才背着哥哥用过的一个破书包开始上学。每天他得先将牛牵到学校的后山坡，牛在山坡上吃草，他就赶到学校上课，下课后再到山坡上把牛拽回家。
就是这样的半农半读也只勉强维持了3年。还是因为家境贫困，只上到小学3年级的赖昌星只好辍学。牵牛赶羊的活儿他早已厌烦，当然由小弟“接班”了。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赖昌星的心思根本不在“当家”上。家，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得还有什么劲。再说，父母和姐姐哥哥近10个劳动力挣工分，足以对付家里那十几亩的农田，根本不需要他在田地间光着脊梁穿件牛头短裤跟着瞎忙乎。
13岁的赖昌星向父亲正式摊牌，说他不想务农，他想在本村做些小买卖。那毕竟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导向的年代，所谓“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人们自然羞于谈钱，耻于谈钱。况且父亲是村支书，属于那种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模范共产党员。
父亲自然接受不了儿子的突发奇想。儿子说起做买卖眉飞色舞，父亲却谈钱色变。可赖昌星一意孤行，他背起大箩筐，挨家挨户收购龙眼、柑橘、石榴等水果，然后挑到镇上去卖。有时也去批发一些冰棒，到田头、校门或民工聚集地沿途吆喝，招揽生意。
77 从小商贩做起
赖昌星没读多少书，但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做起小生意倒也显得聪明灵巧。这应该说是他有别于其他孩子的独特天赋。这种乍看起来想必偶然的现象其实预示着未来某种发展的必然结果。他13岁就有做“小商贩”的勃勃雄心，30岁想当“大商人”，40岁想成为“大富豪”的凌云壮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区别只在于，他以前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出卖劳力往腰包里积攒小钱，以后完全靠一种“买空卖空、走私偷税”的投机手段发财致富，完全着迷于一场游戏一场梦的金钱争夺战。
少年时期的赖昌星能吃苦。1976年，附近南安县的驻军部队招收民工，说是要搭营房、垒猪圈、挖水井。18岁的赖昌星知道这一消息后毅然撂下生意担子，随同大哥赖水强一起外出打工。这也算是他第一次跳出“农门”，这一跳不仅暂时摆脱了家乡那片荒芜与破败，而且注定他从此以后力争要实现角色的彻底转换。
驻军部队的工期完成后，大哥背起行李返回老家继续修地球，挣工分。赖昌星却不想回去，他已经没法继续遵循父辈沿袭下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期间，他到农机厂当过锻工，摆过地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