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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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
这些计划和抱怨让推进大坝工程的的人们很是不爽。七十岁的首席工程师魏庭成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发展大坝上，他对那些考古学家建议中的“宫殿”很是不屑。“告诉你实话”，他在1996年对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才不会去欣赏那些文物古迹，只有专家才会去那些博物馆。”
这话说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在美国，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自然与人类，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而另一个，总是直直瞄准———进步，发展，控制，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而我感觉到，在长江上，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
但这是一种不乏诗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数人消受不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访问白鹤梁，而且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怎么担忧。在石梁上，经常除了我之外别无一个游客，唯一见到大批游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节，当时我为自己的书来这里做一个研究。涪陵的大多数人难以辨认铭文———字乃是繁体而非解放后的简体，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随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二十世纪文学改良前的那种。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经常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历史，无需那么麻烦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只需随便晃到乡下，就会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对于城里派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到石梁这儿来，我很是感动，尤其许多工作人员的培训那么好，几乎可以回答关于铭文内容和历史的所有问题。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外来游客的城市，对于一处时常便无人问津的历史古迹来说，这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里不像是美国，一处类似晚清朝代的空荡荡的战场便可以收到几百万的资金赞助，仅仅因为有些士兵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
（注：我在网上看近两年的报导，水下博物馆在施工，甚至也许已经完成了，如果报导无误的话。）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而原先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带来的年收入水平。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的一年的收入。他们还获得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