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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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小平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
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
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那么少。半斤肉。”她说得很饥饿，她的眼睛锁在我身上。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每个月我们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吗？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星期就要吃那么多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月。一整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挨饿。”她摸着她的胃，她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而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来说，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
（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二十七斤米一个月，大约是每个人每顿0。9两。半年前看报道，古巴家庭的配给，大约只够一家人用半个月，其余要到黑市上买。）
“当我读完大学，”她说，“我被派到了偏远的乡下去。那是在乌江边，快到贵州了。我做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家是在重庆；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不是个农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时间，我就是个农民，在那三年里，我在乡下一家学校教书。中学。我教那些学生念字。
“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声喊着那名字，我听别的中国人也这样叫过——“江青，毛泽东的老婆，她说没必要学习，没理由去学那些ABC。不要ABC！”她重复了好几遍，她的嗓音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边哭边说，听起来几乎有点傻，但除此之外，无法表达她的感受，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里女人去到乡下，一个没东西可教的教师。即便现在，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还因为过去的记忆而怒火中烧，那过去的遭遇究竟是个什么样。亚当和我沉默地站着。我想我应该谈点别的，最后，我问她，今天和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有些什么不同。
“在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白衣，我们做花圈，有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哀悼。每个人都为丧礼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挥向空中，指向教学楼，城市，江上的轮船。“这次，”她说，“便宜。”
她吐出了这个词，接着，擦擦眼睛，进了楼。在她这五分钟内，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过我在涪陵跟人几个星期的交流中所见。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没说什么，就和她往常的表现一样。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再没有一次正式的交谈。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学习汉语时，看见了爬过天花板的一只蜥蜴。他的颜色闷绿，黑色眼睛鼓胀出来，他一会急停，一会儿急动，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帧就掉了一帧。
他乃是我自从十月以来见到的第一只蜥蜴。在温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处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找蚊子。灯光会惊吓到他们；经常的，我走入房间，拧下开关，三到四只会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他们总是小腹平平落地，他们网状的脚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这只体型较小，而他慢慢爬到门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树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园里的花儿在开了，每隔几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与江中的石头岛逐渐缩小。白鹤梁消失了。
有两天，冬日的雾气褪去，而阳光比过去几个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着短袖衬衫跑步。田里的农民在水牛后面步行，耕着泥土。稻谷种植的季节来了。
然后是倒春寒。雾气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农民们继续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阶上，我见到一只死蜥蜴，他的眼睛是闷灰色。
几天后，我在乌江上游，作了一次长途的登山。我卷好帐篷和睡袋，还戴上了野营的炉子。在口袋里，我装了一只罗盘。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旧书给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传记，这书我也带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学校的侧门。
我朝向南方，经过了磨盘山谷的入口，沿着街道，穿过了太极药厂区域。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听见了身后的笑声。一个老人停在了路边，微笑着。“你是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向他挥手告别，继续步行。
这是个灰色，潮湿的早晨，从乌江的河谷吹来一阵冷风，但肩膀上满满当当的背包让我感觉良好，走路的感觉也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这儿河东路向西跨过江水，我穿过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级。整个冬天，我都从往向窗外绿色的陡峭山丘，以及乌江远处的拐角，那儿雾霭蒙蒙，整个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
水是白垩般的绿色，我走在乌江西岸的的小径上。我经过了第一道江边山谷，这儿有一座佛教神龛，被低矮的树丛掩住。我穿过了一些小农田，来到了涪陵梁唐铁矿厂，在那儿他们挖着山。这里的一切都盖着层灰色的尘土——码头，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钢槽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在厂区的中央，有一个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去
安安全全回家来
在汉语中，可以将形容词重叠，以获得强调的效果，而那一条宣传标语在工厂与工地很是普遍。看到这个，就是个很好的指示，你应该继续走，别停下来。跨越长江两岸，有许多类似的标语，人们在那儿用火药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新公路。
（注：何伟原文中的‘宣传’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传，含洗脑之义，在英文里有很强的贬义。在中文语境里，它很多时候却是中性。按照何伟在另一本书“甲骨文”中的说法，中国宣传部对外的英文名称，已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关部’的意思了，但对内依然称‘中宣部’。）
铁矿厂区的空气尝起来像泥灰，而钻岩机节奏稳稳地响着。工人们——惊惊奇奇——看着我经过。我爬上了工厂上方的山丘，灰尘让我的喉咙发干，接着，道路往西，进入了另一个山谷，我进入了农村。
乌江的边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处河谷的作物，种在石墙上方的梯田上。麦子整齐排列着，接近收割时节了，山岭上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我沿着蔬菜地走过，小萝卜，洋葱，开着紫色小花的宽豆。沿着河谷往下是农舍，泥墙伴着瓦顶，一头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厂的噪音远离了；我听到鸟儿叫，偶尔，一只公鸡打鸣。香蕉树立在低地，叶子在轻风中沙沙响。
我沿着江的右岸南行，沿着那些看似好点的路。在较宽的河谷里，农民们在面容平静的水牛后耕地，当我经过时，他们总是惊奇地停住。水牛停下来，仿佛沉思，而农民们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这叫他们很是迷惑；他们的叫声在河谷中回响：“不通！不通！那条路不通，回来！”我总是听到相同的话，但继续前行，因为一条路总是通向下一个农夫的家，而从那里，另一条路出发，穿过了山岭。
在这里，乌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儿更清澈了，一条深绿色带，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缕缕白条。江上的交通很少——偶尔有渡船，大约每半个小时有小货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着河岸掠过。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后，在深水区安定下来了。
到中午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一定的节奏——稳稳的脚步，背包两旁甩动——我猜想继续走会是怎样呢，往南，走到贵州，继续向前，看那山岭的变化，听到越来越难懂的口音。即便到了这里，跟人沟通已经是困难了；他们的方言口音比城里重得多，而且，通常，见到外国人的震惊，叫他们说不出话来。向他们问路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总相信我乃是迷了路，总想要帮我找一条船回到涪陵城里。但我笑笑，谢过他们，朝着南面，他们的警告声在我耳中作响。
有时，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离开河岸，从旁绕过，这时，我会用上我的罗盘，而同时眼睛盯着乌江上的空间。你能从几英里外就看到它，因为那些山岭会在河谷的边缘突然消失，留出一块空白，好似空中悬着的一块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视线，我还是可以跟随着乌江那沿着天际线的倒影，跟随它向南。
待到下午后半截，太阳的光线微弱地穿过雾气，我通过一条陡陡的山径，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是十二英里，也许十四。我碰到了四个人，刚从涪陵最后一班船回来的，他们告诫我说，直到某天早晨，不会再有船了。我说那不错啊。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城里教书的美国老师。
“你挣多少钱？”一个年轻男人问。他穿件新毛衣，刚从城里购物回来。他的问题很是普遍，而我如实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个月收入一千块，大约是120美元。
“哇！”他说。“那不够。一个外国人挣的应该比这多！你怎么不换个工作？”
无论你我走到哪儿，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当地人总觉得你是个傻瓜，接受那么低的工资。那男人摇摇头，他的女朋友走上前，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乡下来。
“春天来了，我想走走，”我说。“而且在涪陵，我现在没事做。”
这个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们一起摇头。“你带太多东西了，”那女人说，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偏远地区的人，和涪陵城里的人一样那么理智。他们挥手告别，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过一条小峡谷，来到了乌江边。
在水边没有别人。江岸有很多的石头，有一长条的砂岩石作为摆渡船的停靠点。那上头有一处可以俯视江水，长了不少青草。我把帐篷在此驻扎，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附近没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雾气中。
我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看着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让人们说，“泰德威廉姆斯来了，他是最棒的击球手。”当然，没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击打一只棒球。
这是一本好书，读在三月的尾声，在乌江的河岸边。我坐在河岸上，读完了一半，然后，雾气更浓了，气温跌了下来。一只舢板船经过，而我不动如打坐，是以经过的人无法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看见我。那里有丈夫，妻子，就像在这些小小渔船上许多的伴侣一样。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桨，而丈夫在船首捞网。他们彼此并不说话。我猜想那样的生活是怎样，和一个人结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长的船上打渔。舢板船上的那对看起来应付得挺好。他们的动作娴熟，我能听到的，只是轻柔的桨声，男人把网拉上船板的哗哗水声。太暗了，看不清他们有无收获。在转角出，他们划出了我的视线，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轻轻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处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炉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开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麦，还有面条，吃完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凉下来。我将一部分倒入壶里，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现在下大了，我确保帐篷没出状况。我铺开了睡袋，把随身的东西拉入帐蓬，检查了桩子和线。所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