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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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被抓的过程。戴上手铐后，他还以为自己是个好人。
一直想从精神层面探讨一下这些人，比如许宏涛被抓之后，背靠铁窗，却能够侃侃而谈，他对中国足球充满乐观，希望中国足球按照职业规律办事，那样子好像史可法。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一座城市做贡献。
这一点跟王珀又很相似，传说是某位首长干孙子的王珀在刚来西安时就跟当地资深记者打电话：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收拾这帮赌球的孙子们。你们跟着我干，可以挣大钱，我带着你们赌球，我有消息的啊……这样一段思路矛盾的话，是可以从王珀嘴里说出的，因为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坏人。因假赌黑被彻底解除注册资格时，他居然对着电视镜头说了一句很文艺的话：我对中国足球很失望，它让我心碎。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80年代入党的好人尤可为身上、好父亲好兄弟好干部的范广鸣身上、青岛黑帮大哥身上，这是他们精神状态的事情，更是价值观的事情。了解他们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认为自己错了，而认为自己是在为中国足球作出重大牺牲。
这才是切入故事的关键。错误的价值观，让从事中国足球事业的人们内心深处真以为自己是对的。而这在中国足球，是有来历的，因为我们早就在打假球了，还认为这是为城市、为省、为国在效力。多年以来，无数中国人都在问，中国足球为什么上不去，它的根源在哪里？其实，这里面一直有个巨大的阴谋，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足球当成足球，而是其他。
假赌黑的来历，从来都很高尚。
》》》“中国足球是面破鼓”
199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遗憾的是，它一直被当成一本普通的年历簿般被忽略了，其实未来中国好多的社会冲突和变革，都始于这一年，当下社会各行各业，谁都跟1994年脱不了干系。
但1992年不是，虽然这一年有邓小平南巡讲话，但中国太大太深了，像一片太平洋，海水的温度变化总会比正常的陆地山川慢上一点时间，经过重重机构冗滞的反应，所以1994年才是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关键年。
这一年，褚时健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褚时健以战略性的眼光，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把玉溪地区一个人均收入仅几百元的破落小厂，一举办成为国家贡献利税至少1400亿的亚洲第一烟草名牌，红塔山几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成功代名词。后来他被判无期，女儿在狱中自杀。褚时健，是云谲波诡的中国社会一个难以名状的现象。
这一年，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是朱镕基。几块硬骨头摆在他面前：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制度改革。这六大战役，彻底影响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其中住房制度改革，是15年后中国人最深刻的话题。
这一年，出台了《劳动法》，这一年，实行了“五天工作日”，这一年还发生了如下事情：中国实现与Inter的全功能对接；从此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Inter的国家，一场以互联网为形式的文化民主运动开始奠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李鹏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讲话；中国新疆发生克拉玛依大火，在大火燃烧之时，会议组织者让上千名孩子不准动，“让领导先走”。
和体育有关的事情是：1994年4月17日，第一届职业甲A联赛在6个赛场开战，揭幕战在成都举行。足球真正成了全民参与的运动。职业联赛，也让足球明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另外就是：小山智丽，或者何智丽，一个不满中国体育潜规则“让球”的女孩，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在“哟西”的吼声中战胜了包括邓亚萍在内的三大中国顶尖高手夺冠，被中国媒体广泛斥为卖国贼。媒体大批判中最令人深思的一句话是：何智丽不仅嫁给了一个日本丈夫，在日本丈夫背叛她导致婚姻失败后，她仍使用前夫的姓氏，居然至今不想改变国籍回到中国，找一个中国丈夫，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
就是这样，当时的事，和事情所展现的价值观，在现在看来活像滑稽戏，但是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从未觉得有什么错，还有一丝莫名的悲壮。
故事讲到这里，一起尘封已久的故事就必须揭开盖子了，为保持原貌，我们尽量使用当时报载的原文：
1994年，3月10日，亚足联官员声称：中国队在泰王杯的比赛和辽宁队在亚俱杯的比赛中分别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比赛，亚足联已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
辽宁远东队则郑重声明，希望亚足联弄清事实真相，还辽宁队清白。主教练杨玉敏愤怒表示：打假球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本站不脚的。代表团团长马林甚至在墙上写下拳头大字号的标语：不实之词，予以澄清。
中国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以组织名义走访辽宁队相关队员，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对亚足联不实指控进行了有力驳斥。权威人士指出，这起针对辽宁队的指控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污蔑，也是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攻击，这和国外一些势力的险恶用心是分不开的，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的著名球评家们也在组织的授意下写出这样的文字：
中国人太老实了，致使别人肆无忌惮，如果我们不给以坚决斗争，仍像过去那样，人家打你左脸你忍了，明天又打你右脸，让你有苦说不出，倒不如他打你左脸你去打他右脸，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今后即使不能对你产生敬意，但毕竟知道你也不好欺负，好歹规矩了点。
中国足球就算是面“破鼓”，那也留着自己捶，用不着别人出手。
今年5月亚洲足联将召开大会，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对“亚足联主席”这一席位觊觎多年的“西亚帮”势必要与现任亚足联领导人的“东南亚帮”在台前幕后展开激烈的角逐。有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极有可能给有威望很高的现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的中国人陈成达先生以机会（其实陈成达先生无意竞选主席）。这时亚足联现任领导人突然爆炸式地对外界公开表示辽宁队和中国国家队涉嫌参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也就是国奥队）1比2负于泰国B队，辽宁队1比4负于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展开了工作。
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
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中国队和辽宁队分别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
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污辱。
因为，中国的体育，从一开始，就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中国女排和霍元甲没什么区别，容志行与黄继光没什么区别。一个荒谬的逻辑存在着：谁敢怀疑我们的体育运动员，就是怀疑我们的国家英雄。全然不顾商业体育赛事在全球已轰轰烈烈开展，相关的监督机制也已成熟。
在当时，特有客观立场的文章很难见到，我们艰难地搜到一些资料：
1991年11月8日的全国“甲A”联赛最后一轮，于10月20日就稳获本年度联赛冠军的辽宁队竟以4比5败给了前13轮4胜4平5负的大连队，濒临降级的大连队因此得以起死回生，而辽宁队的孙伟则由于在此役中独入4球一跃成为当年甲级联赛的最佳射手。培养出国家队多名主力后卫的辽宁队在前13轮只失13球，最后一轮的失球数竟然占全年比赛失球总数的27。77％；大连队前13轮累计进球12个，最后一轮比赛中的攻击力奇迹般地提高到一场能进冠军队5球，这显然是“足球逻辑上”不可能出现的比分。这件事因此在当年的世界最著名足球刊物英国《世界足球》杂志的专栏评论文章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1978年，曼谷，第八届亚运会，中国足球队首战以0比2负于伊拉克队。当时一位名叫“约翰·雷德森”的美联社记者这样写道：
“中国人在第八届亚运会足球赛中谋求朋友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后卫在比赛的后半阶段把对方的球送进自己的球门……”这个来历：一是中国乒乓球队曾在国际比赛中主动将金牌让给别人（友好国家），以此来显示两国之间“情深谊长”。而这一举动在中国国内是大受赞扬的，以致在中国的足球场上也曾出现过“比、学、赶、超”的一幕：日本一支刚组建不久的足球队来华访问，人家本想真刀真枪地锻炼队伍，结果某城市足球队拿出不欺负弱小的“君子”风度，比赛中频频“放一马”，导致对方大为反感，对方领队很不高兴地说：“送我们其他礼物可以，但以输球为‘礼’，这是讽刺我们！”二是1978年以前，“发展足球运动，增强大众体质”的“健身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感情球”，“宁失一球，不伤一人”的“良心球”，乃至“宁可技术上输，不可政治上出问题”的“政治球”等各式各样的“变种球”在中国足坛上大行其道。
这，就是中国足球假球遥远而模糊的身影。
第二部分
堂口时代
时间：1994年到2001年十强赛出线
中国足球，在15年前甚至更早前，价值标准就错了，那句“中国足球就算是面‘破鼓’，那也留着自己捶，用不着别人出手”生动地说明，我们把足球当成爱国主义的面子，拒绝承认全球每年生产出10万亿美元的足球产业。在中国经济试图跟世界接轨时，由于足球项目的特殊性，它却彻底与世界脱轨，而且为脱轨找到神圣的理由。
中国假球，不是从尤可为、王珀、许宏涛开始，也不是从1994年开始，很早以前它就始于中国体育、中国文化，甚至中国人性本身。那时假球横行，不仅外战时“为国争光”，甚至内战时，也都打着高尚的名义。
我们还是忍不住从久远的事实，来述说中国足球假赌黑的来历：
1983年第5届全运会决赛，北京对广东一战就是最早引起公愤的“问题球”。当时河北3比0大胜北京，0比1小负广东，规程规定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的情况下，先比较90分钟内进球总数。河北队进球总数已经定格为3个，领先于广东的1个，领先于北京的0个，出线在望，除非京粤打成4比3以上。可北京和广东的比赛开始后，双方不谋而合地展开猛攻，连中后卫都长时间在对手禁区内射门，绝不回防，打成北京4比3领先广东后，两队又都不进攻了，连中圈都不过，最后双方的进球数果真是4个，河北出局。因为，河北是小省。
总被人高马大的新西兰、伊朗队欺负，为强化头球，中国足协于1985年规定，联赛中凡头球和角球破门的多加1分。当时提前3球大胜对手的北京军区队本该出线，可是山东跟大连90分钟内居然打出6比5高分，几乎个个都是头球。充满喜感的是，有时候明明一脚可破门，队员却要挑起来（甚至对方后卫帮忙挑起来）头球破门。最后优势大好的北京军区队被淘汰。
一个惊爆的事实是，因为目睹假球，刚刚当选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甚至辞职了。
“辽宁山东是一家，2比2平进前八”，这个著名的句子始于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由于规则漏洞，如果辽鲁踢出胜负，输了球的一方就要被淘汰；如果打平0比0，辽宁被淘汰；打成1比1，辽宁队与上海队要抽签决定谁出线；打成2比2，则辽鲁双双出线。比赛开始后，国家队中卫镇守的防线竟在5分钟内让对手打出4次单刀赴会，国门傅玉斌面对来球飞起一脚，却踢了个空，让球滚进去了，黄崇带球闯入无人之境，得分全不费功夫……果然2比2。
当时袁伟民就坐在看台上，看到传说中的事情就在眼前变为现实，全然不顾公平竞赛原则，愤而离席，一脸怒气回到大本营。不久之后，年维泗就接替袁伟民上任了，据说就是因为袁伟民处罚这两支球队后，承受了太大压力，提出辞职。袁伟民是之后几年才重新回到中国足协主席位置上的，但已变了一个人，对足坛黑幕已经无能为力，所谓主席，只是一个名义。
15年后，当袁伟民面对臭名昭著的“11比2”和龚建平的冤死，不仅不作为，还压制了浙江局上交的材料，一定是想到了15年前辽鲁2比2那一幕。
中国足协在龚建平案中的不作为，之后我们会详细叙述。创造女排辉煌，以铁胆铜心驰名疆场的袁伟民，最终屈服于猥琐的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就是这样深不可测，你从不会听说某省长为该省排球或羽毛球名次打招呼，但一定听说过很多省市领导暗中斡旋，因为足球牵动的东西太多了，它才是真正的第一运动。
袁伟民不是被足球弄成鸵鸟的，他是对足球背后的强大势力无可奈何，这是他的痛，也是体制上存在巨大漏洞的中国体育的失败。
所谓“堂口”就是这样，是青木堂跟赤焰堂的关系，是锐金旗与巨木旗的关系，一边称兄道弟，一边暗自角力。现在想来那是一个还有稍许可爱的时代，至少相信人情和面子。其实1987年看台上的袁伟民应该感到庆幸，因为那时假球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