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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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中超杯川渝德比力帆惨败冠城，尹明善一怒之下，指示主教练余东风必须要指出“内鬼”，最终，他宁愿自己离开，绝不指认。卸任时，他坦言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如果这样做，那今后谁能跟着我？”
当初，绵阳太极和他谈崩，总经理胥锦浩召开发布会。刚刚开场涌进数十名球迷，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走上主席台。在胥锦浩照本宣科，手拿一纸稿件朗读时，球迷们神奇地拿出了长度各异的标语，“东风不要走”“不信东风唤不回”……他们不闹也不叫，只是默默地站在胥锦浩背后，不停招展，就像歌迷在摇晃荧光棒。这个前无古人的发布会，让人对后来的11比2毫不惊奇。
作为老四川队最有名的快马，余东风年少成名。年少成名的“东风”不是年少成名的“周郎”，他最不缺的就是心胸。一位老球迷的评点听来很受用：“他可以整场飞快跑来跑去，弄得对方后卫很崩溃。”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他喜欢使用姚夏一点也不惊奇。这有点像踢球时头球极佳的弗格森，后来喜欢贝克汉姆的圆月弯刀。教练余东风职业联赛亮相才34岁，川队以增补资格进入甲A第一个赛季拿下了第六名，余东风名动江湖。然而这只是对球迷的印象，圈内人都说，他豪爽洒脱。当年联赛有四大天王，但同辈中余东风的江湖地位，业界唯有殷铁生能与之一较高下。十几年前，如果余东风在成都街上开车偶尔违章，警察一看是他，肯定放行，还要喊一声：“老哥，周末去给你雄起哈！”
2006年中超联赛殷铁生在青岛中能苦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为了换来有利的变化，铁蛋约见记者当场洒泪。这不是同为“不倒翁”的余东风的性格，全兴、五牛、绵阳、力帆……他不怕“下课”，每次都走得很潇洒。下课，这个词本身也是因他发明的。1995年，戚务生一度给他打电话说：“东风，你的‘下课’已经影响到了我。”原来，国家队球迷也开始沿用这个风靡一时的词汇。
这不是说余东风没有责任感，而是他知道进退之道。1995年主场输申花队，铺天盖地的“下课”是余东风人生中的第一个坎，更大的打击来自发布会，徐根宝当着众多媒体的面说：“东风，你‘下课’了可以来我这边。”那天晚上，他和几个文艺界的朋友喝酒，痛彻心扉，一语不发。
余东风固守的规则只有自己懂得，并不是简单地“怕提11比2”，几年前，成都电视台的一位老友做他一个采访，坚持要问这个。余东风略一思量，说：“我也不想打成这样，但失控了。我曾经在两支球队都当过教练，球员还是很给面子的。现在想起来，也算是一个污点吧。”
2006年，余东风喝酒后驾驶自己的沃尔沃回家，结果和人撞车，对方无证驾驶并逆行主动撞了他。但看到余东风喝了酒，立刻报了警。余东风当时做了酒精测试，然后被罚款、扣分再加拘留。他甘愿受罚绝无二话。当时的处罚不比3年之后，而有了这个教训的他，至今开车非常仔细。
2000年8月，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国田径队“飞行检查”的结果让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触目惊心，尤其是“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的嫌疑。“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就是“马家军”。怎么办？这是袁伟民面前一个艰难的选择。在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背景之下，袁伟民很快做出决断，毅然决然地把包括“马家军”在内的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于悉尼奥运会之外。
“杀马”确保了申奥工作顺风顺水，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宣布2008奥运会属于北京。当晚兴奋异常的袁伟民本以为，自己事业中最艰难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之后将不再有大的考验。但他没想到的是，4个月后，中国足球给他这个挂名的足协主席出了个难题，11比2引发的打假风暴，最终让他陷入混乱，不知所措，毫无章法。
“反兴奋剂是真反还是假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项政治斗争。”在将“马家军”隔绝在奥运会外后，袁伟民说。这种豪情在中国足球假赌黑面前荡然无存，“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点我看不出来？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袁伟民想要更早从混沌中抽身，于是直接“砍了”龚建平，草草收场。
》》》袁伟民为何不作为
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时间有时候是可以跳过的，直接跳过会使我们得到更残忍的认识，跳过2002年和一届让中国人如同梦游的韩日世界杯，直逼2003年7月11日。这一天，在北京304医院，一张白色的床单盖住了龚建平削瘦的脸，作为那场声势浩大的打假扫黑风波的政绩，他是被清除出来，也是唯一被清除出来的黑哨，郁郁寡欢中，终因患骨癌不治去世。
在盖上床单的那一刻，人们发现他的眼睛怎么也合不上，亲人使劲抹了一下，他才闭上了眼睛，大家知道，他是有话要说。在他去世前，他一直愧疚所做的事情，他还想为中国足球做些有益的事情，可他没机会了，只能把所有的机密和不忿，对着太平间惨白的墙壁述说。
在龚建平住院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和他接触，但为他送行的时候，突然自发来了上千人，大家默默地持着小白花，为这个忠厚、内向、内心仍有纯净之地的裁判送上一程。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在队伍中嚎啕大哭，她呼喊着：“龚建平，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龚建平留下妻子和女儿，走了。他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学习十分刻苦，没有人知道她是名动一时的黑哨的女儿。
以下事实连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知情：龚建平在裁判队伍里是个小角色，在堂口足球正向盘口足球演变的过程中，潜规则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几万好处费，这些费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只是零花钱，其中有些还是俱乐部硬塞给他的，非他本意。这跟官僚机构里那些发放红包的故事如出一辙，小角色在大角色收取了巨额赃款后，如果不收取小红包，是会犯众怒的。
龚建平感到害怕，很想主动投案，而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和宋卫平共同承诺，以组织名义保证，只要他交出钱就会保护他，不会让他受到法律制裁。龚建平这时做出一个很勇敢也很傻气的举动，从银行里取出10万元交给了相关部门，而相关部门通过信息，一举拿下了唯一一个出来投案自首的龚建平。
龚建平让有关部门松了一口气，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终于找到一个替罪羊。他的出现，让更大的黑哨，让更大的俱乐部和官员都平安无事，可以结案。这个最简单的官场厚黑定理，龚建平却不明白，他天真地以为组织会兑现当初给他的承诺，甚至戴罪立功继续担当裁判员。
索玉华之所以狂呼“我要为你报仇”，是因为无论浙江体育局还是杭州绿城都没有兑现承诺，他们手中还有其他更大的裁判员名单，而这份名单在龚建平投案后，就蒸发了。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曾书写过三个女人，在索玉华这个女人的思路里，如果龚建平不投案，即使有关部门拿到名单也抓不到龚建平头上，即使抓了龚建平，其他更大名气的裁判更该被抓。陈培德和宋卫平没有实现当初的承诺，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更高级的组织必须用一个龚建平来顶罪，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不能放过好不容易才出现的龚建平，为了保护这个圈子不被更大范围地揭穿，必须封住龚建平的口。
有消息说，有关部门私下也给龚建平做了思想工作，让他闭嘴，如果问题止于他，那以后必有回报他的机会。
龚建平出于足球圈潜规则的控制，闭嘴了。直到去世前都未能开口道出这个圈子的终极秘密。
一直想询问宋卫平，但他避而不见，他也好赌，一掷千万金，呼来豪门醉。对于当初的龚建平，再也不说话了。
在2009年打假扫黑抓赌的浪潮中，倒是陈培德因袁伟民的新书突然发了飙，他直指袁伟民的官僚作风，对足球打假打黑抓赌避重就轻，行政不作为。
陈培德的语言极其锋利：
当年从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扫黑”这个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就是在袁伟民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时，不了了之的。袁伟民局长把排球场上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国家体育，没有正确对待中国足球对群众感情上的伤害。
2001年开始的足球打假扫黑，当时的情形还是很有希望的，我是见证人和亲历者，总局领导当时口口声声说苦于没有证据。我们就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还做绿城俱乐部的工作，让绿城自爆家丑，并提供证据，包括保留着的收钱者（裁判）的黑名单，以及一名裁判的悔过信和退回的现金。我们表示，浙江省体育局不遮丑，不护短，拿自己开刀，会负责任地把省内的绿城俱乐部问题查清楚。
可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领导并不领情，骨子里反而认为我们是“添乱子”。
事实上，始于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国没有第二个局长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当年很多人问我，你都59岁了，还那么折腾为了啥呢？我说我就是“为了求真”。我们给国家体育总局一共写了5封信，总局一封也没回复。身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先生，也没有组织各省局开过一次会。这种过于冷漠的姿态，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伟民对于当年打假扫黑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是这样回答的：“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
但是，袁伟民怎么能说没证据呢？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两次因绿城俱乐部来杭州取证；2002年春节前后，总局监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专案调查组来杭州取证两次。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绿城俱乐部的可不仅是一个裁判！
应该说，当时的足球反腐败环境是非常好的。不仅我们省的人大、政协，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更是一致声讨体坛腐败。百来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败，呼吁司法介入，签名附议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他们来自21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区。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同样是格外一致地对体育和足球喊“反腐败”。
这次“两会”，最终促成了最高检和最高院就“黑哨”问题的表态，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坛和体育界。遗憾的是，总局和足协始终按兵不动。
我不明白这是总局“叶公好龙”，还是另有难言之隐。现在看来是袁伟民和其领导的中国足协主观上不想有作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这些都是他接受专访时的原话。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压力，但这些不该成为一个体坛掌门人对此不作为的充分理由。
中国足协不是不作为，而似乎是在封杀证据。我们反复论证过，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手中握有一份相当详细的黑哨名单，其中就有现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员，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乐部。但是北京奥运会在2001年申办成功后，整个体育总局及下属中心都在为力保奥运前夕的竞技实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别是后者，中国特色让这个机构绝不想被全国范围的负面新闻所纠缠，平稳地在北京奥运前移交权力，力保雅典奥运成绩，成为袁伟民头等大事。所以他对媒体反复报道假球黑哨是相当恼火的，他曾对足协掌门人阎世铎下死命令，迅速灭火，杜绝后患，绝不能影响奥运备战。阎世铎是袁伟民的嫡系干部，他对这位有着知遇之恩的老上级言听计从，所以当初在深圳大剧院高喊“杀无赦，斩立决”的他，以其政工干部的敏锐和坚决，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在出发前往杭州时，就定下了如何让当时的陈培德和宋卫平闭嘴的方针。
而来自袁伟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门达成默契，在北京奥运已超越体育赛事的前提下，所有体育和非体育的部门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扑灭打假扫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龚建平很冤，也一点都不冤，中国体育主管部门从未想过要打假，始于11比2的这场打假风暴，只不过偶然地因为余东风的鲁莽、甲B五鼠的嚣张，才被迫在媒体逼近下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从一开始，就决定以牺牲某一个人的方式结束。
上面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理清，中国足球的假赌黑的来历：
一、从1978年亚运会被美联社记者的质疑可以看出，为了彰显“两国人民的情深谊长”，中国后卫不惜把对方的球碰进自家大门，以及让球却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这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相当关系，一笑之后，甚至某种程度地谅解了它——只是特殊时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分水岭年份时，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足球是可以跟金钱扯上瓜葛的，虽然无法证明两支球队是否受贿，但全国球迷慨然认定这是外国反动势力诬陷我们——中国和中国足球都在改革，但并不包括价值观。这个谬误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国第一次进入到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到处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桥、铺设漂亮草坪……而“职业”足球队也成为省市领导眼中另一条高速路或漂亮草坪——这是它的幸运和进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为在行政干预下，它越发像经济的二奶，而不是独立的产业。成都保卫战是典型假球战例，与钱无关，与面子和人情有关，打着高尚的城市名义。
四、1998年的夜审陈亦明是一个进步，从成都保卫战全民欢呼，从球迷到媒体第一次开始自发地质疑假赌黑，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