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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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先生问儿子：你长在西安，不知道西安是中国西部的首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儿子道：我管它答案对还是错？你不是让我出国留学什么都不要管它，只要把文凭拿回来好找个工作吗！
蓝先生气得真想从古城墙上往下跳，只是他没有了却一桩心事：“留学”回国的儿子还没有饭碗，得替他铺路打点……
然而，“回头”的蓝先生父子俩发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不是宽阔的海岸。已经到了大学年龄的儿子却连张高中的文凭都拿不出来。有的招聘单位就好奇地问蓝先生你儿子不痴不傻，为啥连高中都没念完？蓝先生只好说“情况特殊”、“情况特殊”，他哪好意思为儿子掏出那张芝加哥的假文凭来。
新世纪刚刚到来之际，西安市的某“展览中心”又张贴起“国际留学咨询会”的大幅广告宣传画。有人见了蓝先生就向他“讨经”。蓝先生只是临转身时说了句：当心狼来了！
走投无路的蓝先生，最后只好跟一个私立学校的高中班联系，将已经过了高中年龄的儿子重新送进本国的学校继续“留学”——留级上学。
想留级就能上学了？对呀！那是“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在那儿上学？当然。没钱。没大钱的人怎么叫“贵族”？蓝先生因此不得不又掏了五万元把儿子送进这所“贵族学校”回炉重读高中。“唉，我算是服了，折腾几年下来，口袋空了，儿子学业耽误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整天的唉声叹气。”每当人们问起他儿子的事时，蓝先生一脸无奈。
第九章 火爆的畸形产生
这一天，李俊的父亲下班回家还未踏进门口，就闻到一股熏鼻的烟味，他迅速打开房门后大惊：只见昨天刚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高兴得一夜未合眼的儿子此时此刻却歪倒在地板上，而在他的身边是仍在冒烟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与复习资料……
“小俊！小俊——！”老李迅速冲进去，然后赶紧抓起电话：“120吗？请快派辆救护车，我家孩子出事了！……”
“铃铃铃——”救护警铃把李俊家所在的整个街道都惊动了。
李俊后来得救了，诊断结果是烟火过大造成的暂时性窒息。
入夜，老李全家人守在刚刚醒来的即将成为北大学生的李俊身边又是悲来又是喜。
“我说把它作废品卖掉，你非要烧它。这不，多险啊！”老子怨儿子不懂事。
“我已经被它们压几年了，我觉得不把它们烧掉心头的山没有搬掉。嘿嘿。差点又被这该死的山压死……”儿子苍自的脸露出了苦涩的笑。
李俊和父亲说的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李俊上高中三年来为高考而备的那七八十斤重的参考书籍与复习资料。
昨天，李俊拿到录取通知书，他和全家人一番狂喜后，第一句话就“恶狠狠”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妹妹说：“是不是还你欠我的五百元压岁钱？”
当哥哥的李俊对妹妹的话摇头一笑。
母亲说：“你该找以前的女朋友谈谈了，上了北大，以后你还不知是咋样呢，谈女朋友的事该搁远些了。”
儿子又笑笑，对妈说：“放心，有了北大这块金招牌，保证给你找回个最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回来，不过现在我不做那无聊的事。”
父亲说：“我猜到了，你想把一屋子的复习资料和以前给你买的书整理整理，以后留给你妹妹考大学用。”
儿子说：“谁知道妹妹她们以后考什么呢！不过，知我者老爸也。现在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搬掉压在我心头三年的泰山！”
母亲和妹妹不知李俊在说什么，只有他父亲朝儿子挤挤眼，说：“你小子现在好狂！”
当晚儿子和父亲没有就如何搬掉“泰山”的事达成协议，儿子坚决要求“彻底、干净地消灭之”。父亲说那是我跑断腿给你买回的“宝贝”，是我的“全部希望”。怎么可以一把火就烧了？
烧！不烧不解我多年的心头之恨！已经成为“北大生”的儿子如今口气也变大了。
见望子成龙的愿望已实现，老子朝儿子笑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不过，第二天的一场抢险，让当爸的老李着实心痛了一番：作为一个工薪家庭的当家人，老李平时爱在小本本上对日常家庭开支作个记录，而且还有明细栏目。打儿子进高中三年以来，花在为其准备考大学而买的教材和复习资料就达一千零三十八元；参加各种辅导班学习班一千八百元；买“脑黄金”、“忘不了”等健脑营养品花两千四百多元；在“三模”考和高考期间花去“补氧费”一百二十元，其它如“改善生活”到有利于激发脑智力的特色餐厅吃饭费共计八次九百三十四元。三年里共为儿子“补脑”开销达六千二百九十二元，占全家年度支出的二十三个百分点。
老李抖了抖手中的那本“家庭开支记录”，自嘲地对我说：不是我这个人“不男人”，其实哪家有孩子参加高考的都跟我们差不多，也许只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认真地记过账而已，否则算一算也会让你吓一跳。
“值了。儿子争气考上北大，家里这几年勒紧裤腰带也没有算白下‘投资’。比起有的人家光为孩子买健脑啥的保健补品花掉近万元的开支，我们还是算少的呢！”老李告诉我。
我的这部报告本来并没有想到要涉及一个看起来与高等教育无关联的商品产业，但后来在采访中碰到了包括李俊父亲在内的不少家长们的叫苦与反映，我于是决定要增加一部分写二写发生在随中国高考发展起来的一个畸型产业，或者说它是靠着中国考试这棵大树滋生出来的“野蘑菇”。
●要发财，印教材
我认识一位现在已经“规规矩矩做人”的股票界大腕人物一把“规规矩矩做人”几个字加上引号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他一生都是在冒险，只是现在做股票是合法的生意而已。
能说实话的冒险家的嘴里，都有最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我暂且把这位一直在前沿阵地作战的生意人称为赢家——他确实在很多时间里总是赢别人或者赢在别人之前。比如他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而让他最早起家的，并不是靠在股票场上投资获得的，却是与股票毫不相干的售书业。赢家以前是我们俗称的书商。他走上书商这条路纯粹是一个偶然。他也是“恢复高考”那年的一千多万考生中的一个，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当时父亲的地主帽子还没有摘掉，所以最后还是被公社革委会拿掉了资格。他说他虽然后来一气之下彻底告别了圆大学梦的理想与追求，但没有后悔高考给他带来了另一个机遇，那就是他今天成为千万富翁的另一条路——发财路。
赢家从小好学，且十分爱惜每一本学过的书籍和课本，甚至连作业本都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从小学到初中的，他全部保存在自己的那个课本箱里。初中毕业后，他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但他却同样保留了全套高中课本，并且认真地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他至今感谢村上同姓氏的一位高中生，是这位高中生把念完的高中书籍都送给了他。后来出了没有想到的事：断了十多年的大学高考要恢复，一时间，连书本都找不着的那一代人，忙得不知如何是好。赢家好不兴奋，因为他的小木箱里整整齐齐地保留着中学的全部课本与作业题！但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他自己没有考大学的权利。“牛鬼蛇神”子女不能考，当时公社里的意见非常明确。于是赢家就成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一帮想考大学的同龄人的得力帮助者。
“赢家，把书借我们用一用！”
“喂，赢家，你看我什么知识都还给了老师，你能不能帮助我把你以前的作业也抄一份给我？”
面对同龄人们表现出的少有的热情，赢家觉得自己虽然不能参加高考，但能为大家做点事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境界都很纯，于是在77、78和79三年中，他记不得自己到底为那些考大学的同龄人抄写过多少篇课文和复习题，总之他记得光是在考上大学后为表示感谢而请他吃饭的就有几十人次。到后来，他在家乡一带竟然出了名，有人说只要有从他那儿要来的复习资料，考大学就能成。到了80年代，附近的一些中学生和家长们成批成批地到他那儿要资料。再抄是抄不出来了，他便开始用复写纸誊抄。起初他都是义务为大家做，后来大家感到不好意思了，就主动给他点钱，慢慢地这种“帮助”成了一种交易。随着商品意识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赢家觉得每年这么多参加高考的人，要是把复习资料整理成书，不也可以卖吗？当年他就把自己留下的课本复习题和前几年高考的题请人解答后一起复印成册，每本收取一元钱的成本费，没想到那年他在家乡的附近几个镇上共卖出六百多本，除去成本净利也有三四百元。
“这不等于我一年养了好几头猪吗？”赢家躲在被窝里这么一算，简直乐得心都快要跳出来啦：干！明年干它个一千元！1983年那年春夏两季的三个多月里，赢家起早摸黑，装订成册两千本“高考参考资料”，每本定价两元——他开始有了商品意识，定价两元，一块五毛也卖，实在不行就卖一块。后来赢家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年他的两千本“参考资料”全部卖完，且平均售价没低于一块五毛。这年他整整赚了三千六百多元，除去成本获得净利两千七百多元。
赢家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里乡里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会坏事。这年夏天，他被市场管理委员会拉去关了十二天，罚款两千元。赢家为此痛哭了一场。
他再不敢印书卖书了，可“给考大学的人卖复习资料能挣大钱”这一欲望一直在赢家的脑子里转动。正在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来的书商突然登门造访，请赢家出山，“我们联手搞怎么样？”
“我不敢了，他们会把我当投机倒把抓起来。”赢家心有余悸。
“怕什么？我有正式出版社的书号！”书商说。
此时赢家才第一次知道出书是要有书号这一说，而且有了书号就算是合法了，不是投机倒把。“行，只要不是投机倒把我就干。”赢家笑了，他与书商谈成，由他负责选编高考复习资料的内容和市场销售，书商负责搞书号和市场营销的相关手续，利益五五对开。
这一年，赢家与那书商两人共印书两万册，仅在江西、河南两省销售，百分之百地销售出去了，各得四万余元。他们说好：谁也不把利润放进口袋，全部投入到来年的“再生产”。
第二年，赢家和那书商再度合作，这次他们共印了十万册，并铺到了全国市场，又一举获得大胜。每人得利二十余万元。
“那时我们感觉全中国遍地都是黄金！我们印高考复习资料就像在印人民币一样，印多少就能变成多少钱。第三年我和朋友又一次合作，不想这年没有获得全胜，印三十万册，有十万压在手里……”赢家说。
“为什么？”
“被几个出版社抢占了市场。”赢家说，“虽然这年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坏事，可实际上是给我们怎么走好高考教材这条路指出了方向，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这年开始，我们就涉足到了出版社，并且用短短的时间，把几个本来连饭都吃不上的小出版社，滚动成了名传四方的大出版社……”
赢家后来的故事就变得神秘了——赚钱赚到一定份上是不再告诉他人具体数字和操作的秘密的。可是我知道赢家的许多发迹的过程，在80年代中叶，他先后承包了南方几个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还是一律靠编卖教材和高考复习参考资料为惟一的生意。经他运作的某出版社，原来一年出不了几十本书，而且大部分是赔本生意，赢家承包了这家出版社的教材编辑室，一年中就给出版社挣得利润五百多万元。后来出版社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职工工资奖金也成倍往上涨，但赢家在这儿却成了输家。出版社的社长客气地对他说，我们明年准备发动编辑们也都来搞教材，你不是编辑人员……言外之意是要“请”他走。赢家一声冷笑，甩手就走人。到另一家出版社后，赢家学乖了：我只出钱买你书号，其它的与你们出版社丝毫没关系。行，一套教材的书号得交三万元。赢家说行，三万就三万。后来出版社看到他一开印就是十万册书，便说书号五万元。赢家还是说行，五万就五万。由于这样比较干脆的操作，赢家在那几年中迅速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时个人资产已达千万元之巨。
后来赢家再没有干这行当了，不是钱不好赚，而是国家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一直在抓教材出版的管理。那些本来不懂市场的出版社也经过几年的摸索，渐渐自己有了行势，并且根本用不着像赢家这类书商参与，就能赚大钱。
赢家告别了高考教材发行战场，投身到了股票市场。而那些可以出或者不能出教材的出版商们照样大赚特赚学生们的钱，并成为至今中国出版业中最富有的阶层。
“谁有编印教材的权利，谁就是捧了金饭碗！”出版界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少年，且是经久不衰的了。
某教育出版社原来仅是省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教育科技编辑室，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十几年后的今天，俗称“老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