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放下愈快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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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母亲不得不去附近的一家工厂做工。年幼的桑德斯开始在家照顾弟弟妹妹，并学会自己做饭。
7岁时，他做了一块夹肉面包，送到3英里以外的工厂让妈妈品尝，受到了母亲及工友的称赞。这为他能做出全世界儿童喜爱的肯德基食品打下了基础。
12岁时，母亲改嫁，继父对他十分严厉，常在母亲外出打工时痛打他，他不得不离家出走谋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不得不面对不断变换工作的残酷，尽管如此，他还是颇具信心，认为自己将来必成大器。
16岁时，他曾谎报年龄参加了远征古巴的军队。
为了谋生，他还当过电车调度，开过渡轮，在南方当过铁路工人。
再后来，桑德斯从事过保险员、律师和轮船推销员的工作，都有不错的成绩，然而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不得不放弃，但他始终没有灰心。
1930年，桑德斯全家搬到肯德基州的克本镇，在这个当年不算繁荣的小镇开了个壳牌加油站。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大萧条之中，头一星期生意很不好。一次，来此加油的卡车司机向他诉说在周围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用餐的苦恼。桑德斯顿时感到自己的又一个发展的机会来了。他将一间小储藏室改造成能容纳6个人就餐的小餐厅，并开始教妻子做饭。他对来加油的顾客推荐妻子做的火腿、炸鸡，大家品尝后都称赞味道不错。赞誉传出去后，桑德斯不得不扩建自己的餐厅。
到1934年，小餐厅光靠桑德斯夫妇已经忙不过来了。他们雇佣了克劳迪亚女士，克劳迪亚聪明能干，乐观开朗，对桑德斯的坏脾气也丝毫不介意。
不久，生意越发红火，桑德斯决定在加油站旁单独开一家咖啡店。当时，炸一锅鸡腿需要30分钟，使来此品尝的人排起了长龙。桑德斯认为炸鸡味道十分重要，他开始钻研调料，还让他的大女儿作为首席品尝师，最终创立了用11种调味品配成的秘方，至今未改变过。到1935年，肯德基州州长对他香喷喷的食品大加赞扬，并授予桑德斯“肯德基上校”的名誉称号。“肯德基”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1955年，一条公路正好要穿过他的餐馆，桑德斯不得不以7。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奋斗了25年的餐厅。此时桑德斯已经65岁了。但桑德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靠社会保障金生活，而是仍操旧业。他带着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秘方，和各地的小餐馆联系，把炸鸡技艺传授给那些小业主，并在质量上对他们严格要求。到1963年，他总共控制了600多家炸鸡店。
到75岁时，桑德斯感到力不从心，最终他决定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肯德基。之后，桑德斯的形象虽出现在肯德基外包装和广告中，但除此之外，他已与肯德基没有任何关系了。
第57节：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6）
桑德斯没有停下来。85岁时，他的第二任妻子克劳迪亚又创办了一家法式快餐店。这便是现在全球连锁的肯德基快餐店的雏形。在1980年6月，桑德斯被误诊为癌症，但这并没有摧毁他的精神，他说：“人们常抱怨天气不好，实际上并不是天气不好，而是不同的好天气罢了。”
朋友，当你感到命运对你不公时，你真应该向乐观的桑德斯老人学习。请记住：抱怨不如改变，命好不如心态好！
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从这所大学里毕业的学生，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人才。著名作家曹文轩说：“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
10在苦难中学习坚强
我的第一声啼哭，无力地留在20世纪70年代。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国家的厄运注定了民众的苦难，更加要命的是，生不逢时的我，偏又选择了全国一百个贫困县之一的湖南省新化县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
据母亲回忆说，我出生的那天是个雨天。夏雨滂沱，山洪爆发，屋前的小河发疯似的涨起了浑黄的大水，河上的小木桥颤抖着贴在水面，像个严重酒精中毒的老人。父亲在离家几十里的木材站工作，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这天刚好不在家。母亲只得打发二姐提着煤油灯去找隔壁的利五叔，要利五叔帮忙去喊河对面的接生婆。热情的利五叔一口就答应了，就着黎明前的蒙蒙光亮，顶风冒雨往河那边赶。由于河水太深太急，木桥太窄太抖，天色又半明半晦，利五叔只得俯下身子，手脚并用，一步一步爬过桥。好在回来时天已大亮，而走惯了小木桥的接生婆也不是很胆小，否则我的出生能否顺利肯定是个问题了。就这样，农历四月初五的辰时，严重营养不良的我哭喊着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大姐闻讯喜滋滋地跟父亲一道赶回来，抱着用烂布片包裹着的像小老鼠一样轻的我说，我弟弟真可怜呢。然而，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姐应该知道，真正可怜的日子还在后面。我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本来还有一个大哥的，几个月大的时候因为腹泻，被邻村的庸医给治死了），在这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多了一个我，家里无疑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负担。
我家是一个“半边户”家庭。“半边户”就是家庭的主体在农村，但父亲或母亲至少有一个在外面工作。熟悉当时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半边户”家庭的日子是尤其不好过的。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主要劳动力，而女劳动力出一次工只能记七八分工，到了年底分粮食时，我家每次都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部分。父亲是普通的伐木工人，每月就二十几块钱的工资，回来还要向生产队“投资”。生产队对粮食的分配也是很不公平的，家里不强的半边户常常是被欺负的对象。看到辛劳一年就分来那么一点点口粮，母亲总是黯然神伤又无可奈何。母亲只有更加努力地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来获得稍微多一点的报酬。
因为父亲不在家，哥哥和二姐还小，母亲一生下我就得下地劳动，加上产前产后都没有一口饱饭吃，更没钱买鸡来补补身子，家里蒸的一坛准备坐月子喝的糯米酒，又被好客的母亲用来招待在我们那里蹲点的干部了，所以，原本体弱的母亲自此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幼小的我，几乎就是在母亲病痛的呻吟中长大的。
母亲是个左撇子，在家或者下地干活都是用左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靠一只左手吃饭的。然而，1976年那个黑色的夏天，靠左手吃饭的母亲，却不幸把左手摔断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举国上下都处于一片对地震的惊恐之中，我所在的新化县也不例外。夏天的夜晚，先是公社喊广播，然后是生产队队长吹着哨子挨家挨户喊，我们这里也很可能发生地震，要大家千万不要睡着了，最好就在坪里乘凉，发生地震的时候安全些。幼小的我，开始不知道地震为何物，当我明白了地震就是大地猛地一抖，裂出一条缝来，像狮子大张口一样把人、房屋和牲畜统统吞下去之后，我就吓得再也不敢睡觉了。可是，广播喊了很多遍，哨子吹了很多遍，恐怖的地震却没有降临我们县我们公社我们小小的村庄。于是，大人们都开始放松警惕了，晚上虽然照例要到坪里坐一会儿，摇着蒲扇乘乘凉，论论国家大事，谈谈家常小事，但到了九点十点，大家就陆续回家睡觉去了，淌着月光的坪里，渐渐归于寂静。我却仍然害怕得很，对地震的那种莫名的本能的恐惧，让我总是担心夜晚的来临。而夜晚终究是挡也挡不住的，太阳一落，它就准时来到。那是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天气热得出奇。母亲说带我上楼去睡，说楼上通风些，凉快些。我哭着闹着，坚决不同意。我的歪理是，发生地震的时候，睡楼下逃出来快一些，逃到了坪里，就不会被倒塌的房子压住。历来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母亲马上就依了我的，终于放心了的我，在母亲蒲扇送过来的风里甜甜地睡着了。半夜，我从一阵噩梦中惊醒，醒来，习惯性地用手摸摸身边，空空的，母亲每晚垫在我头下的温软的手不见了。原来，母亲因为热得实在受不了，把我哄着睡熟之后，就一个人到楼上睡觉去了。哥哥在那一头睡得很香，我的眼前一片深渊般的黑暗黑暗黑暗，我满脑子都是对地震的恐惧恐惧恐惧。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警醒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声，翻身从楼板上（楼上没有床）爬起来，找一盒放在枕边的火柴，没有找着，就急急忙忙往楼梯口摸，却不料一手摸空，从楼梯口重重地摔了下来。滚下楼梯之后是左手着地，被摔断的左手，鲜血直流。住在附近的俊叔等闻讯赶来，帮母亲把手匆匆包扎一下，就用竹靠椅心急火燎地把痛得直晕过去的母亲抬往七八里外的区医院。母亲的伤势很重，骨头粉碎，血管断裂太多，难以缝合，医生建议把左手锯掉。母亲坚决不同意：“医生，求求你，这只手不能锯，我是靠这只手吃饭的，锯掉了，我一家大小怎么活啊！”在母亲的央求下，母亲的左手被保留了下来，但一连几年，这只手都使不了重力气，而且每到刮风下雨或变天的时候，她的手就又痒又痛。令我敬佩的是，母亲硬是咬着牙，用这只“断手”把我们那贫苦不堪摇摇欲坠的家支撑了下来！
第58节：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7）
那年月，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自己喂的猪不能自己杀，要送给食品站，叫做“送生猪”，辛辛苦苦喂大一头猪，到头来自己血汤都喝不到一口。只有那些当干部的或有关系走后门的，才能隔三差五开点荤，打个牙祭。常年吃黑糊糊的薯米饭、难得闻到一次肉香的我们，最盼望的无疑是吃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诱人的辣椒炒肉了。当然，猪的“内货”（内脏）如猪肝等，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因为肉食供应困难，肉票总是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发几张的。于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常常是刚过完年就又盼望过年。“大人盼插田，细人盼过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既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常常是蓝咔叽或灯心绒的新衣服），还能放几挂一百响或者两百响的浏阳鞭炮，那才叫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生产队解散的前两年，队里还是经常出工，碰到干一些重体力活的时候，公家就会打一次牙祭。那年夏天，或者是秋天吧，具体时间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队里召集本生产队的劳动力，去雷公山上用三合泥打蓄水池，用于干旱季节土地的灌溉。三合泥是石灰、黄土和水的混合物。蓄水池挖好后，就把石灰和黄土倒到池子的底部，从旁边的庙冲水库里挑来一担一担的水，倒进池子里进行浸泡。把石灰浸湿浸透了，把黄土泡松泡软了，十几二十个劳动力就一拥而下，光着脚使劲踩，直到把这团三合泥踩熟，便又接着再踩一团。踩熟后的三合泥，先抹在四周池壁上，抹好了四壁，最后就是打底。虽然太阳很毒，晒在身上麻辣火烧；石灰的刺激性又很强，踩完三合泥后是要脱掉好几层皮的，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因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顿久违了的喷香喷香的饭菜！我的妈妈，还有我十多岁含苞待放的二姐，在这一群踩三合泥的人中，汗花四溅，踩着破碎的梦想，踩着人生的艰辛。
落日熔金时刻，散工了，大家洗净腿上的石灰泥巴，拖着快散架的身子骨，戴着被太阳晒旧晒爆了的棕丝斗笠欢欢喜喜回家去。打牙祭的地点，在生产队用来开会的办公室。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先回去安顿一下老人孩子，顺便洗把脸，没老人孩子的，脸也懒得回去洗了，从雷公山上下来就直奔冒着浓烈柴烟的生产队办公室，把斗笠一摘，就地而坐，巴不得厨子师傅早点儿摆饭菜。母亲让二姐先去办公室等，自己则回来看看我和哥哥。因为队里有规矩，我们这些没做事的小孩子是不能跟着大人去吃的。母亲告诉我们在家里听话，说她到办公室去吃饭，一下子就回来。尽管我和哥哥都很想去，但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办公室隔我家就只有一个屋和两块坪的距离，晚风带着饭菜的香味儿，一股一股地朝我们的鼻子里飘，我们咽下去一口口水，接着又咽下去一口口水，也许是饿了的缘故，口水咽得咕咚作响。去办公室吃饭的母亲果然一下子就回来了，给我们带回来一大碗白米饭，白米饭上罩着的是我们垂涎已久的豆腐干子炒肉。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天自己一口也没吃，而是把她的那一份带回来给我们兄弟俩吃了。那天，母亲提出要带回家吃，有的人居然马上就提出反对。是掌厨的美山奶奶帮母亲说了一番好话，母亲才得以把饭带回家的。实际上，母亲带回家的只是一碗饭，如果她坐在那里吃，至少要吃两三大碗啊。可是，为了孩子，善良的母亲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些委屈。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的祖国，如同一辆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土地承包到户了，农村经济开始渐渐复苏。但毕竟“十年浩劫”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浩劫后的农村就像霜打过雪压过的荒芜已久的草地，和煦的春风只能将它徐徐地唤醒。
食品站没有了，农民喂的猪，不用再“送生猪”了，可肉食品依旧并不丰富，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买得起肉吃的还是极少数的家庭。家家户户喂的猪，大都是要等到过年才杀的。旧历年底一到，村里的屠户就忙开了，今天给这户人家杀猪，明天又被另一户人家喊去。看别人杀猪，又成为我们小孩子的一桩乐事。因为既可以看热闹，碰到特别热情的主人，还能够解一下嘴谗，要么给你吃一块热热的“池子油”，要么打发你几块猪血，作为你清早起来看杀猪的“报酬”。猪杀好了，主人要请屠户师傅吃饭，用猪肝和肉炒两个下酒菜。有时候，如果看杀猪的小孩不多的话，主人就会盛一小碗饭夹点肉和几片猪肝送到你的面前：“来，莫做客，趁热吃了。”我们往往表面上故做推迟，喉咙里却已伸出一只手来。像这样的恩惠，我们在俊叔家得到的要多一些。因为俊叔的儿子——建平哥哥跟我们兄弟俩玩得很好，一年四季，几乎是形影不离的。然而，我们看杀猪，也给母亲留下了一次永远的痛。有一次，一个邻居杀猪，哥
